□思宁(校报编辑)
《他们的岁月》是一部纪实作品。作者彭小莲饱含激情地叙述了她的父亲、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和母亲朱微明悲剧的一生,诉说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辛酸史。彭柏山是一位老党员、老作家。30年代参加过“左联”,发表过很多作品,受到过鲁迅、茅盾的高度评价；遭受过王明路线的迫害,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参加过艰苦的新四军抗战,指挥过淮海战役。而就是这样一位为新中国诞生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才华横溢的老革命家,从解放初年就因莫须有的“胡风分子”罪名遭受迫害、劳改、流放,直至“文革”期间被活活打死。如同读胡风、潘汉年的传记一样,让人体会到无边的悲愤和沉重。然而,如果说以往此类书中读出的只是深深的苦难,这本书还让人读出了一种荒诞,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奈,一种值得理论探讨的巨大疑问。
比如,彭柏山以生命为代价保存下来的著作、后来历尽波折终于出版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究竟有多大价值?彭小莲在书中说,“尽管元化叔叔(王元化)也在为爸爸的书奔走、为他说情,但是他会一点不含糊地跟我说:‘唉,你父亲干吗去写那么一本书呢……文学的价值,还是写人……’”尽管作者对此事实“痛不欲生”,也不得不承认《战争与人民》是败笔,完全无法和父亲早期的作品相比。
是囿于识见?非也。彭柏山其实是很有思想的人,对很多事情包括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的运动等,都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王元化也认为“当时有人能这样思考,是很不简单的”。是怯懦?也不成立。战争年代出生入死,遭受迫害生不如死,而且保存书稿已是冒死而为。清醒而不怯懦,为什么没有留下更有价值的东西?那种痛定思痛的记忆,将是一笔多么珍贵的历史财富；那种刀刻斧凿的书写,将给后世留下多么郑重的警醒。
女儿极力寻找理由来维护父亲,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求父亲跳出固有思维框架根本不可能。王元化的质疑冷酷却发人深省:“为什么不可能?在那么残酷的年代,苏联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写出了一些东西,写出了自己的经历。”王元化的话可以从很多学者的思考中得到印证,比如前不久学者们座谈中国政法大学金雁教授新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时,有学者说:“相较之下,过去一两百年,中国贡献给世界文化的差多了。有必要反思一下中国人为什么在文化创造性上大大不如俄国人。”
书中很多细节令人苦笑之后深思,比如所谓“胡风集团”中的很多人先前并不认识,平反之后聚到一起,才发现彼此都有一颗“站立着的灵魂”。再比如妈妈朱微明在农村劳改时,有一次另一位劳改犯阿姨踩死了一只雏鸡,立刻被造反派诬为“蓄意破坏”,让妈妈陪斗。开会前,“阿姨凑着妈妈的耳朵悄悄说道:‘……现在我成了反革命,但是我一点都不难过,我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妈妈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跟着说道:‘对,对,我也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这是他们一家几十年屡遭磨难、阴影重重的生活中,妈妈难得的笑容。也许历史的悖论就在于此,把一个东西推衍到极致时,往往正剧就变成了闹剧。“反革命”是多么可怕的帽子,然而当说一句话、画一幅画、踩死一只鸡都可能成为“反革命”时,当任何人稍不留意都可能触犯大忌时,那些十恶不赦的罪名也就成了无足道哉的咒语。庄严变成了滑稽,大逆不道变成了荒唐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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