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藏书大多是为了保藏,让其后代永远传承下去。而山东聊城杨氏藏书和这些一般藏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除了收藏、悉心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即如何服务于社会、国家,这也是杨氏藏书的最终价值取向。
“经世致用”,由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等人提出,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同时,它不尚思辨,而是很实在,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管理者如何治国。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
清代中晚期,社会经济政治形势日益恶化,“经世致用”思想在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员、知识分子中日益凸显出来。而杨氏也正是这一大背景下诞生的学者、官员和藏书家。
海源阁第一世主人杨以增,首先是一位学者,在治学上,他提出“海源”思想,读书既要博涉,更要精读十三经、前四史这样的经典。从这些经典里,不仅可以汲取知识,更能获得做人立事的道理。
其次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江南河道总督,他“熟复兵河盐务诸书,以考其得失,要务为经世之学”,不仅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勤政爱民,政声清廉,且治理有方,口碑甚好。在其宦海生涯中,他致力于实政,无论是整顿河工、兴修水利、救灾放赈,还是漕运财政改革等,均有不俗政绩。
再次,身为一藏书家,其收藏图书也紧紧与治学、经世联系在一起。
杨氏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对于藏书起了决定性作用。如对汉学原典的收藏,构成杨氏藏书的最主要部分。对宋学的推崇,亦使他尽藏理学家的著作。他每到一地,必先收藏当地方志,以了解当地风俗世情。他收藏的职官类、河渠类等书籍,均是经世必读书目,都是治河的必读之卷。而这些书籍一般藏书家不予收藏。杨氏正是从这些藏书中汲取了营养。这些都体现了一位大藏书家的思想视野和胸怀,不苟苟于私藏之蝇头小利,而以收藏、治学、经世为国家大用。
因而,杨氏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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