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
吕荧离职后在上海的朋友家寄居,以卖文为生。他曾一度回校,旋又离开,迁居北京。他和分居多年的夫人办了离婚手续,两个女儿被母亲接到天津,他真正是孑然一身了。
1951年3月,原在济南的华东革命军政大学(简称华大)迁到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山大中文系原来全系四个年级总共不过六七十人,合进来一百来人(一人进入我所在的二年级,其余都入一年级),吕荧仍任系主任,来自华大的高兰任副主任。
新生力量不但人数占压倒优势,而且革命性强,政治嗅觉敏锐,和主流意识形态合拍。吕荧又一轮开设的文艺学是经过修订的,质量提高了,却受到了抵制和质疑。1951年11月,《文艺报》刊出了山大中文系资料员张祺(来自华大)的“读者来信”(是在党组织支持下写出的),指责吕荧的文艺学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轻视工农兵文艺成就而盲目崇拜中外古典。吕荧很生气,致信反驳。全系同学开展了激烈争论。我起先站在吕荧一边,在党团组织教育下(我是团员,又是“直属团小组组长”,因为我班团员少,不能成立团支部),态度有所转变。在全系大会上,我是被指定的四个发言学生之一,后来又在《文艺报》发表了名为《希望吕荧先生虚心检查文艺思想》的短文。受到团组织委托,我曾劝说吕荧先生放下面子,做个自我批评,哪怕象征性的也好,他却非常激动地说:“我怎么能随便检讨?维护真理能含糊吗?这不是爱面子,我有读者呀,我得对读者负责!”我已经知道批评吕荧并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党组织决定；我不可能怀疑党组织有错,在我心目中,对党负责自然远比对读者负责更重。当时也隐隐感到华岗(山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对批评吕荧有所保留,他在全系大会上的讲话,根本没提吕荧的错误,只是谈些“要跟上新时代”、“注意思想改造”等原则性意见。不过,大势所趋,批判的温度越升越高,吕荧的态度也越来越抵触,最后竟愤然不辞而别。我去给他送行,他也不理我。我们的师生之谊就这样中断了。那大约是1952年3月。他是只身离开的,两个小女儿仍然留在山大宿舍里,由原来的保姆照看。我于1952年暑假毕业,后来听说,吕荧离职后在上海的朋友家寄居,以卖文为生。山大中文系的老师按照华岗校长的授意写信恳请他回来,他曾一度回校,旋又离开,迁居北京。他和分居多年的夫人办了离婚手续,两个女儿被母亲接到天津,他真正是孑然一身了。
不知吕荧怎样看待他在山大的这场风波,也许他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吧。解放前,他一直自命为革命阵营里的一员,同时是个地地道道的自由职业者,出书就和出版社订约,教书就去学校应聘,都是双方对等,来去自由,取舍两便,合则来,不合则去,互不强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延续这种观念和习惯。他到山大任教,就是由老同学孙思白(历史系教师,兼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从中牵线“聘请”来的。他没有意识到,自由职业者已经不复存在,学者、教授、作家都成了国家工作人员,成了有领导的“单位人”。个人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合同、聘书关系,而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了。他拒不接受批判,不辞而别,单说这行动就是目无组织纪律的错误,应当受罚的。山大的宽容和华岗特有的开明有关,是个例外(华岗后来在1955年也蒙冤下狱),这事却可能助长了吕荧的自以为是和自由职业者的错觉,迁居北京后他更成了没有固定单位和固定工资的“散兵游勇”。先是冯雪峰邀请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接着人民日报又聘请他担任文艺部的顾问,这都属于“因人设事”的特殊照顾。翻译和写作的稿费就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他平时不参加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也不受任何纪律约束。这种“局外人”状态造成了他的政治常识、行为规范的极端缺乏,以致不知“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为何物。
1955年5月25日,“胡风集团”的材料已经在党报上公布了两批,反革命的性质已确定,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声讨胡风。主持人郭沫若发表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讲话,到会的700多人热烈拥护。吕荧却发言为胡风辩护,只说了几句就被轰了下去。后来,我的同学孔庆珊(诗人,在山大中文系上学时比我低一个年级)给我说过当时的情形。那时他在北京的中国儿童剧院工作,没去参加声讨会。去开会的同事刚回来就告诉他:你的老师吕荧出事了,发言唱反调,被张光年(《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拉了下去。问及吕荧说了什么,说是没听清,基本意思是说胡风不是反革命。现在根据我读到的几篇回忆文章,吕荧发言最详细的复原是:“胡风人很直爽,但性格有些缺点,文章艰涩难懂,让读者感到吃力,我也曾对他表示过批评性的意见。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被赶下台的时候还嘟嘟囔囔。吕荧丝毫没有意识到他闯了大祸,更没想到他会因此成为历史人物。据胡风夫人梅志回忆,散会后吕荧就到她家,“像做了错事的孩子”,向她解释:“你千万不要误解,我没有说胡先生的坏话。”第二天报纸上关于这次声讨会的报道中说:“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6月1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公布,由最高权威审定的“编者按”说:“还有一部分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站起来替胡风辩护的就是这个吕荧”。6月19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吕荧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
当时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始而震惊,继而感到这正符合吕荧的性格。我当时正在履行入党手续,想不到暑假里学校开展“反胡风”运动,我也成了批斗对象,主要罪状是“与胡风分子吕荧关系密切”。“关系密切”是真的。据我当时的日记,在大约一年半时间里,我曾到吕荧家拜访近百次。为了交代问题,我一遍遍地翻检这些日记,以致对吕荧先生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多次交代检查仍然不能过关,为了给我增加压力,让我参加了一个逮捕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大会,接着领导人和我郑重谈话:你已经上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名册,是吕荧发展你参加的,原来归他领导,他离开山大后,你归大众日报的孔孚领导,孔孚已经交代了,你还蒙在鼓里咧!我听了毛骨悚然,不过还是半信半疑。吕荧平反后,我才知道领导是在“蒙”我。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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