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藏书家多,海内知名的大家亦多,如康乾时德州卢见曾雅雨堂,藏书10万余卷；乾隆年间曲阜孔继涵微波榭,藏书数十万卷,抄书刻书甚多；晚清临清徐坊归朴堂,“当其盛时,家富万签,骎骎与南瞿北扬齐驱并驾”。在诸多藏书家中,聊城杨氏海源阁藏珍善本书多,来源广,历时久,影响也最大。海源阁藏书的聚与散,与京杭运河的关联也最为紧密。
汇集南北各地藏书
聊城杨氏海源阁乃清季著名私人藏书楼,当时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齐名,素有“南瞿北杨”之称。海源阁书之主要购藏者为杨以增。杨以增(1783-1856),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十四年(1834)后在广西、湖北任道员,开始购藏书籍。道光十八年(1838)杨以增奔父丧归里,因藏书渐多,乃于道光二十年(1840)建藏书楼,题其名日“海源阁”。
道光二十八年(1848),杨以增升任江南河道总督,官署设于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这里是淮河与运河交汇之地,也是联接南方与北方的漕运中心,同时还是明清两代文人骚客汇聚之区。杨氏在此任职8年,近水楼台,收购江浙诸藏书家珍善本书甚多。常熟毛氏汲古阁、虞山钱氏绛云楼、昆山徐氏传是楼乃海源阁藏珍秘本书之渊源。太平天国时期,战火燃至江浙一带,各家旧藏纷纷散出。杨以增据守清江浦,地近江浙,故购获甚多。江浙旧籍流入书贾之手者更多,他们知道杨以增嗜藏书,乃持书单登门洽谈。清江浦的河道总督衙门到杨氏的老家东昌府不足千里,凭借运河一帆可航,数日即可到达,每年络绎不绝的北上运粮船,更给杨以增提供了将获购珍籍源源不断运回海源阁的方便,故杨以增在江南河道总督任上收购的江浙旧籍量多、质高,成为海源阁藏书的主体。
几番劫掠书尽楼空
据说,杨以增曾有遗训,指示将海源阁藏书分作两份,十分之四藏于聊城祖宅阁中,十分之六藏陶南别墅。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至肥城西境,居杨氏别墅陶南山庄者一昼夜,其藏书被焚十之四五。这次捻军所焚之书,约占杨氏全部藏书的四分之一左右,且孤本珍籍甚多,实在是一次大损失。
海源阁书之最终损毁散出,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的事情。1927年,京津等地传出杨氏出售海源阁藏书的清单,共开列子、集类书籍26种,价格7万余元。张元济与傅增湘在1927年11月、12月的通信中,多次讨论此事。1928年春,西北军马鸿逵部占聊城,海源阁书稍有损失,次年冬,杨敬夫匆匆回到聊城,将海源阁书中之精品装十几大箱,雇汽车运至禹城,而后转火车运至天津,藏在他的英租界住所中。1929年7月,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其司令部设在杨宅内。他的书记官、参谋都是清末的秀才,略识版本之优劣,乃将杨氏运存天津后剩下的宋元珍籍、金石书画,择其珍贵者掠去。这次土匪劫毁之书,皆海源阁藏宋元珍善本书,普通版本未曾波及,劫毁数量不甚大,因为海源阁藏珍善本书在此以前大部分已运至天津保存了。
至1930年春,土匪又进聊城,盘踞海源阁杨宅。此后又有改编之军队入城,此去彼来,连续不断,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不仅珍善本书荡然无存,而且普通明清版书亦大量被劫掠损毁。据说,土匪进城后经常拿杨氏藏书出售,购者随意给钱,并不计较。有时或撕开包物煮饭,或作枕头使用。事后有记者前往采访,听目击者说,匪徒退后,杨宅空无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
1930年12月14日、15日,杨氏将劫余之书籍,装置50余箱,用马车运至济南,存放在经二纬一路东兴里杨氏私人住宅中。杨氏几代人所刻《海源阁丛书》的书版和少量书籍,被运到聊城西南田庄杨氏祖坟旁的“弘农丙舍”存放。至此,海源阁书尽楼空,已无只字片纸。
藏书散佚范围多在北方
自1927年至1930年底,海源阁书两次遭劫,两次外运,此后其散出之书流布于天津、济南、北平等地10余年,或被书贾攫去,或入公私藏书家手,星散于各地。1931年下半年,杨敬夫又将包括“四经四史”等镇库珍籍在内的92种宋元版书,以8万元价格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价1500万元,收归国有,交北平图书馆收藏。此外,北图历年留意海源阁散出之书,购获颇多,今共收藏有海源阁书170部左右,共中30多部被选录在《中国版刻图录》上,作为古籍善本的精样。总之,杨氏运津之书多被北图购去,其余零星辗转出售。
杨氏运济南之书50余箱长期封存于其私人住宅中。1942年杨敬夫将这批图书运至北平准备出售。山东图书馆馆长辛铸九等人捷足先登,以300万元购妥,于1943年运回济南。抗日战争胜利后,全部归入山东图书馆。
被土匪劫去之书,散落华北各地,辗转出售,有些为公私藏书家收买,有些下落不明。土匪劫海源阁之书,有一些随即在当地出售,辗转归于济南书贾,山东图书馆购得多种。当时北平书贾闻讯,来济购买者络绎于道,故流入北平书市者亦甚多。
海源阁虽然只存在了近百年,但其在山东运河区域的文化价值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通过运河将南北各地珍籍汇藏于聊城,一度改变了私人藏书以江浙为中心的传统格局；同时杨氏祖孙四代大量刻印家藏的各种书籍,并整理刊刻藏书书目,极大地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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