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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4月2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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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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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距离博社村所属甲西镇政府数十米外,一块禁毒的大宣传牌引人注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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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尾,广东警方“雷霆”行动的展开,让博社这个位于粤东海边的村子,一夜间便以“第一制毒村”的响亮名头声传天下。
在外界看来,这个村子是一个脱离于法治的存在。但是,厘清当地行政区划更迭的认同感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强大的宗族势力对比下基层政府功能的日渐弱化,不断增加的人口和难以再生的资源,及商品经济劲风吹拂下人们内心充满的种种骚动后,那里的人们四处寻觅“距离地狱最近”的制毒的动机和动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扫毒过后,仍然拥有这些旧遗产的博社,未来虽不悲观,但尚未清晰。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困顿的人多地少
“那天晚上真是吓死人!”4月8日下午,对扫毒当天发生的事情,博社村中一家小超市老板蔡昭绎依然印象深刻,“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带枪的警察和直升机。”
当夜,巨大的轰鸣声中,直升机盘旋在这个小村子上空,探照灯不时从密密麻麻排列的楼房及平房扫过。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大批身着防弹衣、荷枪实弹的警察,“乒乒乓乓”拍打着抓捕目标家里的房门。
蔡昭绎说,因为当时声势很大,行动过后,村子里不少老人和孩子都受到了惊吓,有的甚至住进医院,才“缓过神来”。“原来的那个村支部书记蔡东家,他的父亲就是上个月去世的。”
“现在在学校,只要别人听说我是陆丰的,就会问我,你们那里是不是毒品很多,到处有人吸毒啊?”4月10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辗转联系到的21岁的陆丰籍大学生钟鸣(化名)以一种颇为郁闷的语气说,在外人眼里,“陆丰三甲好像遍地都是毒品。”
不过,现在村子里已经大体恢复了平静。
从外表看,这个名声在外的“第一制毒村”与当地其他村庄并没有多少区别:一条宽阔的主干道穿村而过,道路两旁横七竖八拉着一些电线,不少人家门口还放着柴油发电机。
“缺电并不仅仅是制毒的缘故。”对于此前有媒体披露的因制毒导致村子缺电、村民使用发电机的信息,蔡昭绎很不屑,对齐鲁晚报记者说出了村民自备发电机的原因,“村子里的电压器是私人承包的,电压有限,停不停电都是他们一句话的事。”
扫毒行动后,大批媒体记者进入村子时,曾描述称当地村民脸上对外人“充满了敌意”。“你想想,那会儿刚经历过那么大的事,谁还能淡定地面对外人呢?”蔡昭绎反问。
在博社采访期间,虽然因为语言问题,齐鲁晚报记者与村民们的交流有一定困难,但并未感受到之前设想的“敌意”。
“经过这次扫毒,村里老百姓以后的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在博社村委,一名蔡姓工作人员反复重复这句话。
村里张贴的“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的标语依然警示着人们,但很多东西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平静,而部分村民对于毒品的认知,远非外界所想中那么容易去除。“昨天和当地居民网聊,都很乐观,认为会枪毙几个,其他不久就会出来。看人家这规模,这自信!”扫毒行动后不久,这样的一则帖子就出现在网络上。
更为困顿的现实还在于村里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有限的、难以再生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个村子有1.4万人,但面积却只有0.54平方公里。依赖农业耕种生存下去对这里的村民来说并不现实,而且,村里的人口还在持续增加,“以前每家有三四个孩子,现在少了,但也得有两三个。”一名女村民悄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人口带来的压力体现在不断蹿高的楼房上,“并不是做毒品发财的人才会盖楼,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兄弟几个也会凑钱盖楼房,然后一家住一层。”
“制毒的不像想象中那么多。”家住三甲附近地区的钟鸣说,“绝大多数还是普通老百姓。”
对于博社村来说,打掉制毒窝点,只是村子走向正轨的第一步,至于以后路向何方,无人知晓。“以前有点本事的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村民就只能在制毒作坊里找点活干,现在制毒作坊被打掉,也就没什么事干了。”村口一名上了年纪的村民向齐鲁晚报记者抱怨,不知道以后有什么出路。
类似博社的村子,在这片位于广东陆丰市和惠来县交界处、被称为“三甲地区”的土地上,不止一个。
“据说,如果不是本地人,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在三甲附近流动又不是找朋友寻亲戚的话,几天内就会有人盯上你,把你做了。”在描述当地环境时,一名家住三甲附近地区的网友给出如此“惊悚”的回复。
成也宗族,败也宗族
事实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多数并非这片土地的原住民。
数百年前,因为躲避战乱,中原以及福建等地大批的人们,背井离乡来到粤东这片土壤并没有多么肥沃、资源也并不丰富的地区。
面对地少人多的生存环境和时常有台风侵袭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了维系基本的生存,进行以村庄为单位的宗族式抱团取暖,便成为一种自然的策略选择。在长期的与大自然、与周围族群的“斗争”中,每个村的“族长”(后多为村支部书记),逐渐拥有了说一不二的独特权威。
在这片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地区,宗族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而宗族的异常强大,也成为三甲地区乃至整个潮汕地区农村,与其他地方的显著不同。即便在“文革”期间,这里的宗族制也并未遭受多大破坏。
宗族传统的好处显而易见。数年前从三甲地区考上大学走出去的王琳(化名)曾撰文回忆说,当时自己家里很穷,村里的一把手(也是整个家族的族长),曾多次无偿资助他学费、生活费,让他在外面好好学,“别给老家人丢脸。”
那个所谓的族长,其实也是靠做赌场等“见不得光”的东西起家,但在这个村子里,包括王琳在内的不少村民却因此受益。连在村外帮赌场放哨的,“一次都能给上好几百元。”
在这样一个没有多少“外快”可赚的村子,这样的诱惑之大,不言而喻。
宗族制的好处在于可以团结村民,一致对外。但缺陷也同样明显,拥有无上权威的族长一旦“犯事”,无人可管。
“说白了,一个村子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把手就是最大的家长。”三甲附近地区的大学生小钟这样向齐鲁晚报记者描述,一般情况下,“家长”们都能很好地约束自家“孩子”,“不让他们去做违法犯罪的事。”
不过,一旦“家长”被某个“坏孩子”用好处买通,牵扯进利益关系,其他任何人根本没有反对的余地,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做(犯罪的事)”。这种犯罪活动的危害性,进而放大数倍。
而在博社村,充当村里少数制毒者保护伞的原村支部书记蔡东家,便是这样一个角色。
“上头即便知道了一把手‘不干净’,又能怎么样呢?”一名三甲地区的知情人说,强大的宗族势力背景,很多时候连地方政府都“无可奈何”,“再加上一些利益的输送,事情就更复杂难办了。”
缺失的“民间认同感”
当地地方政府需要族长(多数为村支部书记且连任多年)来管理、维护村子的正常运行,但族长权力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恃权”讨价还价。聪明一点的村子一把手,则以各种利益输送为诱饵,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地位。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其结果是农村的宗族变得越发强大,政府职能在村里则不断被削弱。由于历史上曾遭遇归属地更迭,这种矛盾在三甲地区尤为明显。
检索三甲地区信息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目前热门的“制毒村”博社外,对于三甲本地人而言,更多人讨论的是自己的“归属”问题。
根据记载,地处陆丰市最东端的三甲地区原称甲子镇,原属现在的东邻、惠来县的甲子区,1950年,甲子区辖下甲子镇及包括博社村在内的18个乡划归陆丰县。而惠来,则是广东南部潮汕地区的一个重要县份。
尽管行政区划上归属了陆丰,但当地人对陆丰的认同感并没有那么强烈,更多人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潮汕地区(潮州、揭阳、汕头),其原因就在于三甲地区的各种生活习惯、民俗风情与属于潮汕的惠来、潮阳等地更为接近,而与所属的地级市——汕尾城区以及陆丰东海镇的语言、生活习惯等有着很大差别。
网络上,关于三甲应属“潮汕”的帖子,几乎年年都有。
争议的一个结果则是,远在陆丰最东缘的三甲地区,似乎成了一个“身份不明”的地方。4月8日,一位当地居民向齐鲁晚报记者抱怨,自己都搞不清楚三甲地区到底属于“潮汕”,还是属于陆丰。
民间认同感的缺失,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号召力的削弱。
不少当地人认为,“上面”对于本地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大,一个例证就是,“一些道路和基础设施的出资主力几乎都是乡贤”,而非政府。
“计划经济时代里,这种矛盾还没那么尖锐,改革开放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前述居民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包括陆丰三甲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走私猖獗,政府并未有力干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政府不作为。”
其后,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力措施的推进,三甲地区的走私被逐渐遏制,但经济发展并没有多少起色,“老的产业淘汰掉了,新的却没有进来多少。”
“我们好像成了‘三不管’地区。”其结果是民间对于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滑。
看不懂的故乡
博社村距离海边只有2.5公里。
“先前的时候,村子里的人主要以打鱼为业,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下苦力出海。”7日下午,一名当地村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除了打鱼,在这样一个人均耕地面积只有2分左右的村里,很难再找到其他的挣钱法子,更为要命的是,这个临海的村子缺水,种田基本是“靠天吃饭”,因此,在村子里生活并不容易。
上述当地村民说,不只博社,三甲地区沿海的很多村子都是这样。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种说法是,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一向“靠海吃海”的渔民们,突然发现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走私。
于是,那些先前满载鱼虾的渔船,悄然之间将船舱内的海货换成了香烟、电子产品、油料等,由于当时监管松懈,不少人借此大发横财。
彼时,三甲地区南面的珠三角以及北面的长三角,也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期,从港澳台吹来的那股浓郁的商业化气息,弥漫于整个东南沿海。
在那个“争先恐后把钱赚”的年代,法律和道德底线孱弱,到最后,很多渔民干脆将走私从“兼职”变成了“专职”,以至于荒废了捕鱼技能,在下一代造成了传统技术的断层。
对于这一说法,前述博社村民未置可否。但可以确定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家对走私的严管,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尽管收入比走私来得既慢又少。
此时,原本处于相似起跑线上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蓬勃发展,并成为这里村民外出打工的首选之地。
“如果你一出生,就被扔在一个人人没区别的穷山沟,你一般只会老老实实种地干活。”在评论家乡出现的“制毒风气”时,一名本地网友这样写道,“可你偏偏被放在俩‘高富帅’旁边,饿着肚子有一顿没一顿地生活,是个人都会对提着脑袋赚快钱大钱动动心。”
在这位网友看来,天生拥有经商头脑的潮汕人,在骨子里流淌的“宁睡地板,也要做老板”的不安分血液的刺激下,铤而走险做毒品生意“也就不足为怪了”。
2012年,钟鸣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广州市一所知名大学。虽未曾见过传说中的“白粉”,但他确信自己亲眼见过家乡的吸毒者。
他说,上初中那会儿他家开着一家药店,不上学的时候,他就帮忙看店。有一次,一个神情“很特别”的人,匆匆进来买了几只注射器便走。随后,见多识广的父亲以一种肯定的语气告诉他,“那是一个吸毒者。”
“那会儿我就感觉很奇怪,怎么这么明目张胆地吸毒就没人管呢?”钟鸣说。很早之前,吸毒制毒在当地就已经不是秘密,尽管人数可能没有外界传得那么夸张,但“确实是有”。
对于宗族势力强大、基层组织相对较弱、商业化气息浓厚的“博社村们”来说,寻求综合治理的新出路,依然任重道远。
“地理上的特殊性,传统的乡土文化和现代市场经济,加上当地权势的大手,混在一起,造就了现如今这种我们当地人也看不懂的故乡。”前述当地网友在帖子里这样写道。
“这里要整治的,不仅仅是贩毒。”一位当地人慨叹。
而在三甲地区上学多年的钟鸣,所能感受到的最直接的风气,便是教育。
“初一的时候年级里还有800号人,到了初三,就只剩100多人。”钟鸣说,高辍学率背后是父母对儿女受教育权的麻木,他曾无数次从邻里的父辈口中听到,“读书嘛,读到18岁成年就好啦,不要去管他啦。”说完又点根烟把自己沉在烟雾里。
对教育不重视,意味着下一代素质的提升就变得困难起来,而在钟鸣看来,这在当地已经“陷入死循环”。不过,钟鸣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能够像他这样考大学出来的人很少,因为当地人“对于教育好像很不重视”。
在这名21岁的大学生看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很多人年纪轻轻就辍学,出去打工或在家闲逛”。这样一来,沾上毒品也就不足为奇。
“政府真的需要投入精力来改变些事情。”钟鸣一脸严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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