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表象不同,根源则一,即权力未受有效监督和制约。根本出路在于建设法治社会,当集权则适当集权,但是,基于中国政治传统与现实,改革重点无疑应放在权力的分散、制衡、透明与可问责上。
在多名涉腐高官落马之时,“秘书腐败”又成为治理重点之一。这表明,反腐利剑不仅将切除一颗颗“腐败毒瘤”,还将清理其“周围组织”,及早阻断可能的利益输送链条,抑制贪腐官员家奴与掮客的生成。
然而,对于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更为隐蔽的腐败问题,仅靠裁撤专职秘书是无能为力的。现代法治国家通过代议制对国家生活做出框架安排,由具体的行政部门来执行经过合议通过的法律,再由司法机构对立法和行政行为实施合宪性合法性审查,以此构成一个全面、严密的权力运行系统,并通过独立生存充分竞争的现代媒介体系为社会大众所知。这就有效防止了权力运用系于个人道德自律的风险状态。
目前,一把手拍板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裁撤专职秘书后,一把手需要多思考问题,需与其同僚或下级交流才更易拍板。这将是一种良性转变。如今,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必要的制度安排根治“身边人腐败”,不仅有助于深化反腐,也将震慑现行或潜在的贪腐分子,迫其尽早收敛收手。(摘自《新世纪》周刊,作者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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