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本报《今日德州》记者 李蓉
纵观德州田氏家族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少家族成员尽管历经艰辛,考取功名,却往往因各种原因半途而废,以至于家族数百年历史中,官位最高者才做到二品。
田氏三世田三戒,为德州田氏第一位出仕者,他28岁便高中举人,可谓年轻有为。在仕途生涯里,刚正不阿,家无余资,以“清白”为官在士林中广为传颂。可惜他在官场只呆了7年,正当欲大有所为时,嘉靖三十九年,京畿一带发生饥荒、瘟疫,田三戒奉旨赈灾,却不幸染疾,以身殉职。
六世祖田绪宗时,明清鼎革,社会动荡,以至于他一直到了中年,才好不容易考取举人,并于顺治十一年,到浙江丽水赴任。到任后,大修堰渠,恢复了灌溉之利,同时还每月两次亲自授课诸生,使得丽水文风重振。但意外很快接踵而至,当年7月,天气炎热,绪宗不幸中暑,随后饮寒泉水突发疾病,不幸卒于任上。
而到了七世田需时,甚至对做官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因为健康原因,田需干脆放弃了大好前途,早早辞官回家,致使仕途中断。
对于田家人而言,尽管很多时候事发系偶然原因,但当出仕甚至与“死亡”连接到一起的时候,一种家族式的“恐惧感”还是会在内部蔓延,以至于影响了更多人的选择。
田氏的这种“恐官”心理,与古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可谓格格不入。
在我国古代,要延续家族的鼎盛与荣耀,其途径相当狭窄,几乎就只有读书仕进、求取功名这一条道路。评定一个家族成就最关键的标志之一,便是科举的成败:家族出的官员越多,族人做到的官位越高,就意味着家族越成功,个体仕途的成功,意味着其他人的资源共享,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便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反之,科考屡屡不第,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家道衰落。
而且,仕进多寡不仅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声誉,还会影响到族人的日常生活。以新城王氏家族为例,一旦家族的某个分支某些人科考失败,就会被其他支脉的族人看不起,严重者甚至连红白喜事都不相往来,堪称“贫在闹市无人知”的典型。
自河北迁入,明代初期落户德州后,田家便开枝散叶,繁衍生息,由耕读传家到诗书继世,家道渐兴,至七世田雯、田需一门二进士后,家势达到了顶峰。
尽管最高时曾官居二品,作为田家代表人物的田雯同样对做官并无多少好感,这种情绪在其诗文中表现得很明显:“佚乐之日少,忧瘁之日多”。
除了受族人仕途屡遭“夭折”的影响外,田雯自己在出仕前后及期间也充满坎坷,对仕宦的体验痛苦多于欢乐。
对于田雯而言,初成年尚未取得功名时,其父田绪宗在任上便突遭疾病去世,留下张氏一人独立支撑,艰难养育包括他在内的四个兄弟姊妹。这段苦难经历让田雯对官场留下非常差的印象。
此后,尽管通过努力中举并实现了家道中兴,但田雯却遭遇了“出仕不顺”的窘境:康熙三年甲辰,30岁的田雯取得殿试二甲第四名的好成绩,按惯例应入翰林院,依清制,入翰林者才能做到文职类最高官员。取得这么好成绩却不入翰林,很容易被同科举人看不起。更为要命的是,最终田雯连个七品官都没捞着,无奈最终只能屈尊去做幕僚。
这进一步加剧了田雯对官场的恶感,故能将这种痛苦体验转化为一种对现状的满足:“人生有天幸焉,衣食靡阙,父兄足依,读书明志,以礼自守,此天幸也。”
在家训中,田雯写道,“子孙才分有限,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童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足矣”,他固然还强调子孙读书,但对仕进做官并不苛求,果然他的5个儿子无一金榜题名。
到后来,家族的“恐官”体验让后辈更加不热衷科举,并把读书的热情倾泻于吟诗作文上,以文名传世。
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徐雁平曾说,“家族的荣耀,是一种启迪诗思的源泉,是一种精神的归依,有时又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于田氏而言,当他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压力时,心态便成为“制胜的法宝”。不愿为官的田氏后人,终于在文学、医学等其他方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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