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伯成
“齐鲁多才俊,章丘进士多”。自古,章丘教育发端甚早,学风日盛,人才辈出,“县人竞相以读书为进取之阶”(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章丘有“进士之乡”的美誉。其中县学、书院和私塾颇为兴盛,官学与私学彼此相长,交相生辉。探寻旧时章丘学宫、书院和私塾这些教书育人的场所,我们感悟到的是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书卷气息。
县学之兴盛
县学亦名儒学,因常设于孔子庙(先师庙、文庙)内,又叫学宫。明朝时亦称庙学,清朝时则称儒学署,是培养生员进取功名的官办学所。
秦汉以来,封建王朝在郡、府、州、县兴建城池的同时,也修筑文庙(即先师庙)。隋开皇十六年,阳丘改为章丘,治所就是现在的绣惠镇,文庙建在隅头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大门朝东。进门首先看到的是坐北朝南的文昌阁,里面供有白面黑须的文昌帝君塑像。西面是半圆形的池子,名叫泮池。仿照古制,天子之学四周巧以圆形流水,称辟雍:诸侯之学必有半圆形流水,称泮池,学校既称泮宫,因此旧时考中秀才,有了进入诸侯之学资格者称为入泮。古语曰:“入泮宫,出府学,上青云路”。“入泮宫”即考中秀才的童生们入学做生员时所行的入学典礼。再往西不远,穿过廊庑就是坐北朝南的“大成殿”,庄严肃穆,富丽辉煌。正面是“至圣先师大成文宣王”即孔子的塑像,两侧分别为颜回、曾参、孔伋(子思)、孟轲,谓之四大贤,又称为四配。再传弟子有闵子骞、仲弓、子贡、子路、子夏、有若、冉耕、宰予、冉求、子游、子张、朱熹等十二贤哲像,称为十二哲人。其它是72张木牌,分别写着72贤的名字。紧靠大成殿的“明伦堂”是书院山长、举人、秀才们谈论经道、阐释儒教的场所。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在此举行祭孔典礼,县宰亲自主持。文人学子、耆老乡绅,纷纷赶来,他们衣冠整齐,秩序井然。明、清以来,官办的县学(儒学)大都设在文庙,是全县童生学习、考试做举业的地方,管理县学和春秋祭孔的教谕署和训导署也设在这里,分别在明伦堂的两侧,设有教谕、训导各一人,管理县学,考查全县生员的课业、品行,主持生童考试。下设书办、斋夫、膳夫、门斗。教谕、训导,均享受国家俸禄。
县学生员,明代皆有月米,额内者称廪膳生员,额外者称增广生员。清朝改为于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者,方能补为廪生或增广生。廪生享受廪米且有职责,增广生则无。生员主要攻读《圣谕广训》、《御制训饬士子文》、《大义觉迷录》等书籍,以参加省城乡试。及格录取者称为举人；举人赴京会试、殿试中试者则为进士。仅明清时期,章丘举人就有388人；进士有118人(有文章说112人,当有误)。
清末,章丘全县岁考额定录取文童20名。至咸丰、同治年间,增额8名；廪膳生、增广生各20名,前者为成绩特优者,补以膏火(即学费)之费,2年一贡。
书院之活跃
旧时、章丘除县学以外,还有鸿儒、乡宦所办的书院,书院教育与县学教育并行不悖,而书院教育尤其显得活跃,也较为灵活,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书院的兴起始于唐初,发展于宋、元,到明、清为盛。
章丘的书院,最早可上溯到宋初。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宋太宗淳化年间,历城人田诰(字象宜,北宋初期著名教育家、文学家,著有《禹元经》传世),因“爱明水水树,遂家焉”,在百脉泉畔、梵王宫后创办精舍,“聚学徒数百人”(崇儒《宋会要辑稿》卷一),开章丘书院教育之先河。正式确立了“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的办学宗旨。
中麓书院:至明代嘉靖年间,解官归田的大散曲家李开先,曾在章丘城西南隅创办“中麓书院”(后又在胡山中麓创办“中麓山堂”),自任山长(院长)兼执教,他的高徒弟子高应圮、张自慎等都是从中麓书院中培养成才的。李开先创办的“中麓书院”,尊师重道,勤奋好学之风影响久远。后来章丘一带建立书院者甚多,皆标榜开先遗风,士子们既好经术,又重气节。
清代是章丘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许多有识之士慷慨捐资,先后兴办了书院10余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县治(绣惠)所在地的阳丘书院、绣江书院、中麓书院及建于长白山雪山寺郑康成祠内的白雪书院、建于危山大寺内的圣泉书院、建于毕阳村北的凤凰书院、建于相公庄内的乐育书院、县城正南的圣泉书院、县城附近的丽泽书院等。可以说章丘书院之多之广在全国有名。其中,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是绣江书院。
阳丘书院:院址在老章丘城内城隍庙东,原为义学。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知县戴瑞创建,“占地两顷三十七亩”。乾隆十八年(1753),知县张万青重修,并刻石立碑,撰写《重修阳丘书院记》(此碑现存绣惠法庭院内),正式定名为阳丘书院,办学宗旨为“义学”。道光七年(1827)知县张廷镜再次重修。书院建筑宏阔,计有大门、二门、讲堂、学堂、后厅、住房、厨房共20多间。相沿近200年不衰,至清末停废。
绣江书院:为章丘著名书院,位于县衙以西。清嘉庆六年(1801),章丘刘其深、刘靖远、王嘉猷三人因耄耋应试钦赐举人,乃合邑绅士自行捐资兴建绣江书院,共建房19间,有条规勒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知县何家驹“以旧书院太窄,集绅董另拓新规,未及告竣而去”。次年满洲旗人玉简继任知县,在何家驹未竣工程基础上,加以重修,并扩建考棚十余楹。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玉简又重修并扩建,并自撰碑文述其事,载曰:“……邑前已有书院,而屋仅数楹……至县考则又官设席幕苇藩,无以蔽风雨而塞弊窦……癸卯秋,余(县令玉简)承乏兹土,值前任何春谷(即知县何家驹)先生,方督率绅士创修书院,未竣,余承其事……数月之间,两工俱蒇厥事,规模宏阔,焕然可观”。知县玉简还聘请名流学者任教,一时轰动,远近闻名。书院主讲王应植,字嘉树,号宜轩,浙江秀水(今嘉兴)人,自其父起定居章丘,嘉庆五年(1800)中举人,曾任茌平县训导。书院监理为刘家麟,刘家麟为明水镇西营村人,清代嘉道年间章丘著名学者。道光三年(1823)中进士。以知县分发湖北省,先后任巴东、长阳等县知县。刘家龙,字海冠,号雨亭,又号左青。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与堂兄刘家麟同榜中进士。道光十九年(1839)被选任河南新安县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得到拳安士绅百姓的普遍赞誉。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托病辞官,致仕还乡。刘家麟、刘家龙堂兄弟二人同榜中进士,世称一门兄弟双进士。二人皆厌恶官场,托故致仕,都执教于绣江书院,为当时章丘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绣江书院改为章丘县官立高级小学堂,为章丘第一所新式学堂。学堂聘著名教育家辛葆鼎(辛铸九)为堂长,并特赏七品顶戴。
阳丘书院、绣江书院和中麓书院史称章丘三大书院。
私塾之灵活多样
明清时期,县内私塾遍布。塾师多凭借自己名望设馆授徒,或由名门望族延聘教授子弟。清代以前,凡求学儿童必先入私塾就读。私塾有3种形式:一是由官绅、富有之家独自延师于家,教授其子弟及亲属子弟,叫做家塾(即家馆),如朱家峪朱逢寅的私塾院。二是中产之家,联络友好及街坊,或由全族或全村合力在公产或寺庙内延师教子,称为村塾(即蒙馆)；三是由穷苦秀才或品学兼优的文人招徒开馆,收本村、邻村学童,又叫馆塾(即学屋)。
私塾的学制、教学内容取决于学子家庭经济状况及求学目的。望子弟由科举入仕途者,所学课程与前期的绣江书院相仿,尚须学习四书(《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易经》)及八股文等,要需8～10年。只为开眼识字,掌握记账、写信等应世技能者,以3～4年为期,主要课程有:《紧要杂字》、《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弟子规》、《尺牍》、珠算等启蒙读物及临摹习字等固定作业。再一种是较有声望、学有专长者所设的“学馆”或“经馆”,除设于旧章丘城关或大集镇外,还散设于长白山、胡山、玉泉山等清幽山林,如胡山南马家峪的马瑞甫创办的私塾馆。这些执教者,通经史、善属文,有的还擅长书法、文字、训诂、数学等。其学生,有的由科举入仕途,成为官吏；有的在兴办学堂初期,被派遣或经考试升入省城新办学堂；有的则成为乡村书写、丈量地亩的先生或学校教师。私塾学生中学有成就者均可称为童生。童生参加府考及格录取者称生员或秀才,获得进入县学的资格。
民国初,章丘全县尚存私塾800处。后逐年减少。抗日战争时期,私塾一度有所增加。1949年后绝迹。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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