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尽管早在两年前就宣布要“告别教育”,但对于著名学者钱理群而言,教育依旧是他的退休生活中绕不开的话题。只是面对学校教育中越发坚固的既得利益链条,75岁的钱理群自知难有突破,他转而关注平民教育和志愿者教育,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钱理群以振聋发聩的批评闻名,但他却时常提醒自己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勿忘作为知识分子的本分。对于种种关于鲁迅作品逐渐退出教材的争议,这位鲁迅研究专家很少表现出担忧,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要相信鲁迅。
近日,在新书《我的家庭回忆录》出版之际,钱理群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专访。
谈教育:既得利益链条不打破,教育难有根本变化
齐鲁晚报:是什么促使您的关注点从学校教育转变到平民教育?
钱理群:这主要是基于我对现在的中小学教育的判断,中小学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链条,且很难打破,而这个既得利益链条只要不打破,中小学教育要有根本性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关心打工者教育和志愿者教育,是因为打工者是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的觉醒会影响中国的未来。作为知识分子,我不能做别的事情,但至少可以通过编人文教材帮他们觉醒,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关注志愿者是因为我看好年轻人的力量,虽然我不能直接为弱势群体服务,但我能做的是影响青年。我经常说“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做的都是小事情,但我所思考和要解决的是大问题。
齐鲁晚报:您曾说要“告别教育”,但您一直通过演讲等方式影响一线老师。这些年与一线老师的互动,您认为哪些是您比较欣慰的,哪些问题是您认为推动起来比较困难的?
钱理群:我寄希望于一线教师,实际上我也认为一线的确有很多好的教师。我在教育界是举理想主义旗帜的人,所以有很多老师找我,我的书可以帮我发现一大批这样的教师。我相信中国还是有一批有理想、有教育良知的教师,只不过这些老师现在比较孤独,我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概括:比例很小,绝对量并不小。我寄希望于这个群体的作用,影响一个是一个。用鲁迅的话说,大部分青年是睡着的、玩着的,醒着的是少数,但实际对历史起作用的是“醒着的青年”,只要你培养了一批醒着的青年就不得了啊。
谈家庭:家史是国史的缩影
齐鲁晚报:就《我的家庭回忆录》问您两个问题,您的家庭对您日后的成长特别是学术研究的影响大吗?
钱理群:影响非常大。我这本回忆录和市场常见的回忆录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我不是纯感情的回忆,我写作的时候带着双重身份:我既是一个家庭成员,也是学者,把这段家庭历史当成我的研究对象。我的家庭非常典型,比如说我的家庭成员里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普通市民,我的外祖父又是晚清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我的家庭成员本身就是一部知识分子命运史。所以有人评价说,这部家史实际上是国史。
至于家庭对我的影响,比如我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开始并不是受父亲的影响,但我后来发现是继承了父亲,这让我非常高兴。实际上我的家庭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影响了我的价值判断。我的专业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认为第一要理解之同情,无论是我的共产党的哥哥,还是国民党的父亲,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我的父亲从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认同了国民党,而我的哥哥当时要追求民主自由而认同共产党。所以我认为国共两党都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对两党的态度一是理解之同情,另外我认为他们都有要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
我的立场不大容易被现在的学者和普通人接受,因为现在人思维太简单,要么站在国民党一边非常美化民国,要么站在共产党一边把国民党恨之入骨,我对两者更能理解之同情。而且坦白来说,从我感情的角度,当然也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是更倾向于加入共产党的哥哥,一个原因是父亲去了台湾和我们不在一起,另外就是我认为哥哥当时做出这个选择冒着很大的风险,几乎是意味着背叛父亲的。
齐鲁晚报:您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假设另外一种可能,比如您或者当时的某个家庭成员换一种选择会怎样?
钱理群:当然也有人问:假如钱理群随着父亲去了台湾会怎样?还有人把我跟李欧梵作比较:如果钱理群到台湾去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李欧梵?那是可能的。还有一个人问台湾的学者:如果钱理群去台湾了,还有今天的钱理群吗?
也有很多人认为我大哥从美国回来可惜了,他是小爱因斯坦的学生,他们觉得如果他不回来,他的地位和今天就不一样了。但我大哥不后悔,他是学水利的,中国有黄河、长江,从专业角度说,黄河、长江在世界上有几个?现在好些人有偏见,好像回国就是一片黑暗,其实并不是这回事,你去问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绝不会后悔回国,即便经过“文革”的磨难。他们想得很简单,就是爱国,就是一定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能理解他们。
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
齐鲁晚报:这几年,一些退休学者如资中筠、茅于轼表现得似乎比年轻学者更活跃,更关注公共话题,一些批评也更尖锐,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钱理群:这一方面和体制有关,另外就是这些人已经功成名就,没有更大的追求。我也时刻告诫自己,要和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过于介入现实。我最近要出一本书叫《知识分子的本分》。知识分子的本分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误解了,因为很多知识分子远离现实、不关心现实,所以大家非常强调知识分子要介入现实,恨不得让知识分子成为战士。我觉得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是对的,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但如果只是一味地介入现实,而且介入过分具体的现实政治,就会丢掉知识分子的本分,因为知识分子的本分是思考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只关心现实问题,而忽略了对于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那么这个知识分子至少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
现在中国最缺少的是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回答、思考一些根本性的价值观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精神的问题,并且提出新的想法。
齐鲁晚报:您所说的大师的标准是什么?
钱理群:大师是要有原创性、独创性的,但现在我们国家一个也没有,而且还没有这种自觉。我去年给青年做过一个演讲,我对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在座的,你们的年龄是20岁、30岁、40岁,你们和我的年龄差距是30岁到50岁之间,你们有没有想过未来30年到50年,你们会面临什么问题?中国和世界会遇到什么问题?”这是年轻人应该回答的问题。年轻人现在都在逃避现实,能够关注现实就已经了不起了,但在我看来,仅仅关注现实还不够,还要从现实中跳出来,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
谈鲁迅:要对鲁迅有信心
齐鲁晚报:您长期研究鲁迅,为什么现在鲁迅不仅从教材里退出了,在社会生活层面似乎也在逐渐退出?
钱理群:我觉得我们要对鲁迅有信心。我曾经有一个判断,我现在仍然坚信不疑:一个人只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定的文化条件,因为鲁迅的很多东西不是很好懂；第二个是这个人在思考问题,那他迟早会接触鲁迅。因为鲁迅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仅停留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他比较超越。鲁迅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作品是谈人性深度的问题。我也发现很多年轻人,在中学时不喜欢鲁迅,但到了一定年龄,有思想、有追求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
我曾经说,中学讲鲁迅的目的通俗点说是为了“认门牌号码”,让学生知道个大概,至于内容,似懂非懂就够了,根本不可能要求学生深刻理解鲁迅。可是,如果在中学都取消鲁迅的话就麻烦了,以后就不可能找他了。我一直讲不能低估中学生的理解能力,我的书《钱理群中学讲鲁迅》附了很多学生的作业,水平相当高啊,很多我们的研究者未必做得出来,不要低估年轻人对鲁迅的理解。我刚写了一篇文章,有一批70后鲁迅研究者写了一本书要我写序,他们当中就有一部分人提出,要终身和鲁迅对话,所以我根本不担心鲁迅的力量。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