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儿,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砚台。”
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是我们家的庆典日。在我看来,孩子走进学校第一步,认识的第一个字,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
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我大为惊讶,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
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新春对联,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舞笔弄墨的情景,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
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了,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他们都没有任何文凭,我只是高中毕业)。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
礼拜五晚上一场大雪,足足下了一尺厚。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五十余里路程步行,我十三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
二女儿因为误读俄语,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七八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我再原路返回蒋村——正在写作《白鹿原》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比我父亲冒雪步行五十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
我不止一次劝告女儿和女婿,别太着急了,孩子三岁还不到,你教他认什么字嘛!他现在就应该吃饭、玩耍甚至捣蛋,才符合天性。女儿和女婿说现在人对孩子智商如何如何开发,及至胎儿。我便把我赌上去:“你爸爸八岁才上学识字,现在不光写小说当作家,写毛笔字偶尔还赚点润笔费哩!”
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
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也颇不轻松,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而且心强气盛地要拼死供给两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却绝非书香门第之类。
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推荐语
虽不是书香门第,但作家陈忠实的父亲对文化却有着相当高的自觉意识。作家所说的“家之脉”是文化之脉,传统文化里强调的耕读传家,当是如此。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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