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南
2014年春末,我与几十年没有谋面的师兄兼老师、暨南大学博导邱树森先生有一次晤谈,地点是在他大公子开的面馆。
难得一见,相谈甚欢,忆往事,忆故人,忆南京大学历史系几位已故教授。邱老师说:“陈恭禄的一本书在民国时期是很有名的大学教材。因为陈伯达评蒋介石的一本书中点了陈恭禄的名,1966年,‘文革’初,南京大学历史系开会讨论剥夺陈恭禄的各项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教职工都举手赞成,只有一人反对,这唯一的反对者就是王绳祖。”
邱老师所说的陈恭禄先生的一本书,指《中国近代史》,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名的《大学丛书》。陈伯达评蒋介石的一本书,指《中国的四大家族》,陈伯达在此书中无端指责陈恭禄为“反动历史学家”,真是莫须有的罪名。
过了不到20天,我打电话给吴世民老师,向他请教一个问题,顺便提到了“文革”初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那次会议,含有“求证”的意思。因为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人说的是孤证,“孤证单行,难以置信”。我问:“‘文革’初,南京大学历史系讨论剥夺陈恭禄先生的权利,这事吴老师知道吗?”
吴老师是这样回答的:“‘文革’初,我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并未亲历此事。回校后,听说有此事。大家都举手赞成,就王绳祖先生一人没有举手。”
吴老师建议我向方之光老师求证。隔了几天,我打电话给方老师,他告诉我:“南大历史系的这次会议,我参加了。陈伯达早就点了陈恭禄先生的名。1966年5月,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南大历史系按上面要求,在教学大楼(不久改称“文革楼”)开会讨论剥夺陈恭禄先生的各项权利。那时陈恭禄先生已患癌症,没有到会。王绳祖先生站出来反对。就他一人反对。这事是真的。其实陈恭禄先生连国民党员都不是。他当年10月去世后,没有开追悼会,追悼会是1982年才开的。”
那次跟吴老师通话,他还说起了王绳祖先生的另一件事:“1958年,南大历史系组织批判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写批判文章,不论是教中国史的,还是教世界史的。我们都写了,只有王绳祖先生一字未写。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都被收入了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奠定了他们各自的学术地位。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就肇始于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
陈恭禄先生因为在教会中学、大学学习、执教的历史,因为成名在民国时期,因为被陈伯达定为“反动历史学家”,1949年以后没少挨批判。1958年“史学革命”中批他；1966年“文革”初批他,那时他患癌症已到晚期,政治运动没放过他,当年10月8日就过世了。
陈恭禄先生因《中国近代史》而成名,又因《中国近代史》而罹祸。此书被封杀多年后,终于在近年重又出版了,这算是不幸中之幸。有生命力的书是封杀不了的。
1958年,王绳祖先生不写一字批判陈恭禄,需要顶住很大的政治压力。“文革”初,王绳祖先生公开反对剥夺陈恭禄的政治权利,也需要顶住很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政治压力,使很多人弯下腰来,王绳祖先生却岿然不动。正如古人所说,“风雨不改”,他在恶劣环境中不改节操,威武不屈。
王绳祖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
(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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