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禄
我的文艺范儿发端于幼儿园时期。当时我是“路长”,既负责维护放学回家路上的排队行走秩序,还要带领大家定调起头并领唱儿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学习雷锋好榜样》、《小燕子穿花衣》、《丢手绢》等,都是孩子们耳熟能详、烂背于心的歌曲。每次放学出门,我就起头开唱,走到我家门口时,正好一首唱罢,再起一首让小朋友们继续唱,我则直接回家,接受父母“嗓子真响亮,调门真是高”、“隔老远就听到了,唱歌声音像哨子一样”的夸赞。
真正感觉自己确实文艺范儿是小学三年级时。当时老师教唱一首新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很多同学听成或唱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骨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开头那句是“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当时老师叫同学逐一领唱,结果,调门儿要么起高了,要么起低了,或者干脆跑到二十公里外了,只有我能够把“白莲花般的”婉转顿挫地准音准调唱起。之后,但凡班里唱这首歌,非我起头不可。在得到老师的高度评价和同学们的羡慕嫉妒时,我就想,如果能够登台,像广播里的演员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展歌喉,该是何其荣耀的事情!
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三年级那个儿童节之前,老师找到我,说是人民公社要组织小学生进行文艺汇演,希望我能准备节目,为学校争光。不通乐理的我当时没敢答应,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登台,担心的是一旦演砸,丢的可不单单是个人的面子。思前想后,我决定同班里另一个嘴皮子厉害的同学合作,表演《竹板唱》,具体什么内容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从少年报上看到的,做了简单的修改。开头是“打竹板,走上台,我们两位演起来”。
当时农村学校根本没有统一制式的服装,考虑到两位演员的统一性、协调性,老师要求我们都穿着白色的确良立领褂子、天蓝色裤子和白色力士鞋(一种特别跟脚的运动鞋)。如果放在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算事儿”,可在当时,普通农家多经济拮据、少有积蓄,一股脑儿置办这么一整套行头,申请、央求只会给父母添难为。好在此前我已经有了一件达标的白褂子,也有一双力士鞋,却是蓝帮儿的。为了能够让父母应承下来,回家后我只说表演节目需要一条蓝色裤子,要新做的,压根没提鞋子的事儿。此后的一段时间,适逢星期天,我就在周六晚上连夜写完作业(当时每星期只休息周日一天),拿出一天的时间,去山里捉蝎子、逮土鳖、采蜂窝、摘桑螵蛸(螳螂卵块,气温升至20℃就要孵化),然后卖给公社的物资采购站,足足积攒了一个多月,还没凑够10块钱,而一双力士鞋起码要15块钱,买鞋的计划自然就泡了汤。大我两岁的哥哥的力士鞋倒是白色的,可惜既宽大又老旧泛黄,而且大脚趾处露出了破洞。
演出那天早晨,我穿着往年的白褂子,蹬上母亲新做的蓝色棉布裤子,用白色鞋粉蘸水把自己原先那双蓝帮儿力士鞋的鞋面涂白,然后就那样风风光光地登台。得益于那天没下雨的好天气,鞋面一直保持着鞋粉的颜色,谁也没有看出、起码没人指出,我脚上穿着的,不是真正的白力士鞋。
到当年秋后,我终于攒够了钱,把一双崭新的白力士鞋请回了家。当年我没舍得上脚,准备第二年儿童节表演节目时再穿,结果来年再用时,双脚的尺寸已经远远超出了鞋的承受范围。
关于当年白褂蓝裤力士鞋的故事,我没有跟父母说,至今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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