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军事上的积弱,与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在历史长河之中,宋朝呈现着极为明显的两面性。然而,也正是这样的两面性,才成就了李清照作为一个女性角色的历史性突破。
是宋代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及自由的思想交流,赋予了李格非自由通脱的思想做派。也恰因为此,李格非给予了女儿李清照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
不可否认的是,李清照的博学首先来自父母的影响。父亲李格非学识渊博,继母王氏作为状元王拱辰的孙女“亦善文”。于是,李清照自幼即受到文学的熏陶,养成了读书的爱好。
“她的诗文时常引经据典,可见她的博学。”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魏青说,经史百家、诗词文赋,乃至笔记小说、逸闻逸事,李清照无不浏览。她又懂金石、工书画,还精于音律、善博弈。可以说,李清照集各种才艺于一身,也因此,宋人称她“才高学博,近代鲜伦”。
她的博学,使其不再安于闺阁之中,也令她敢于无视封建礼教的束缚,最终完成了封建社会之中女性角色的突破。
李清照曾作《渔家傲》写道,“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魏青认为,李清照在词中引用《离骚》、《逍遥游》等典故,充分表达了她不满足现状,对更高目标的追求。
在现实生活中,李清照的确比同时代女子向前多迈了一步。
抒写感情,李清照泼辣大胆,敢于在词中表现自己的闺房爱情生活。她曾这样描写夫妻幽情:“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橱枕簟凉。”“真挚浓烈,毫无顾忌。”魏青评价说,这是封建时代一般女性所无法企及的。
在封建时代打破传统的言说方式,李清照招致非议,是一种必然。她那些“毫无顾忌”的词作,也引来了封建卫道士的强烈不满。
“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与李清照同时代的文学家王灼,曾在著作中这样斥责她。明代文人叶盛,也在著作中诋毁她说,有这样一个女儿是李格非的不幸,有这样一个妻子也是赵明诚的不幸。
晚年再嫁张汝舟,之后又诉讼离异,李清照晚年的婚姻生活,在当时更是备受封建卫道士们的责难与非议。
据史料记载,张汝舟本是市侩小人,他对李清照劫后余存的书画古器,早怀谋夺之心。当李清照病重无助之际,张汝舟乘虚而入,并以“如簧之说”、“似锦之言”骗得婚姻。但张汝舟在婚后很快便原形毕露,对李清照“遂肆侵凌,日加殴击”,毫无夫妻诚意可言。李清照遂以决绝的态度,不惜身受囹圄之苦,不顾自遗万世之讥,毅然讼告其夫,与之离异。
可即使李清照在这段经历中受尽委屈,依然被宋代文人胡仔以“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传者无不笑之”加以讥讽。
而当我们跳出封建道德伦理来审视她的这段经历,正表现了李清照敢于挑战从一而终、三从四德之类封建陈腐观念的勇气和胆量。
在魏青看来,虽然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正宗代表,但在生活中,她更像是一个“女汉子”。作为“女汉子”,李清照对北宋党争、宋金求和等种种政治现实给出辛辣点评,对前辈词人的作品,也勇于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个性的自由、超迈,以及随宋王室奔波南逃的经历,最终化作属于一个时代的呼喊。
她在《词论》中对柳永、欧阳修和苏轼等人的批评,也反映了李清照自主自立、自信自强的个性精神,“绝无当时社会一般女子甘居人下、自卑自贱的心理。”魏青告诉记者。
能屡屡触碰传统女性的禁区,李清照的价值才显得格外珍贵。“封建时代的女性,本来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更不允许过问国家大事,参与政治生活。”魏青告诉记者,李清照以一闺阁女子,不但关心政治,而且还敢于针对现实,直抒己见,她身上更具有封建时代女子少有的豪爽之气,令历代文人都刮目相看。
李清照性格中有争强好胜的一面,早年在青州归来堂喜欢和丈夫赵明诚比赛记忆力,南渡后,和丈夫住在建康,她常常大雪出游。所言所行,无不透露出她就是条“女汉子”,而系出名门,就更是位“白富美”。想来与当下那些只炫名牌豪车的白富美们再谈李清照,她们或许才能懂得,什么才叫真正的“女神”。
章丘李氏:志趣高洁、守正爱国
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族,章丘李氏不仅充分显示了有宋一代文化的高度发展,而且它也集中体现了齐鲁文化的优良品格。
具体来说,李格非、李清照父女的思想文化性格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博学多能、志趣高洁。李格非虽以经学进身,但他自幼即“俊警异常”,并无儒生腐气。他还“苦心工于词章”,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学者、文人相兼的李格非,博学而又有多方面的造诣。他称得上是一个园林、建筑学研究家,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他还是一个泉水欣赏家,他的《历下水记》记录济南名泉多达三十余处。
李清照自幼即受到文学的熏陶,经史百家、诗词文赋无不浏览。她集各种才艺于一身,一生钟爱象征士大夫高洁人格的菊花、梅花。
其二,守正不阿、赤诚爱国。李格非在宋哲宗元祐年间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成为苏门弟子,他在政治上属于苏轼一派的旧党。哲宗绍圣时期,当重新上台执政的新党对旧党开始实施报复性打击之时,李格非一度被贬官外放。李格非的亲家赵挺之则依附蔡京,力排旧党,官职一路升迁至尚书右仆射,权倾天下,李格非宁与亲家成为政治上的对头,也不依附姻亲。
父亲是旧党,公爹是新党,李清照虽为闺阁女子,却对党争极为关心,敢于针对现实,直抒己见。她在婚后曾不避风险,大胆写诗斥责身居宰相的赵挺之“炙手可热心可寒”。南渡以后,她极力主张抗战,反对投降。直到晚年,她还在向往横戈从军的花木兰,将自己一腔炽热的爱国之情倾注在打马这种日常闺房游戏中,由此赢得后世文人对她的刮目相看,称赞她“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其三,诚著于文、独标一格。李格非以文学见称于时,他反对行文草率,无病呻吟,提倡以“诚”著文,强调“字字如肺肝出”。李清照诗、文、词并擅胜场,尤为词家大宗。她的词以真实的生活感受为基础,无论表现欢乐、闲适、忧愁、悲伤,都能情意充沛,深婉动人,在艺术上自成一格,非常富于创造性,成为后世人所公认的“婉约派”正宗词人。
李清照搬家 书画文物丢完了
因为金兵南侵日紧,李清照在赵明诚谢世不久,即遣人先将书籍行李运往赵明诚妹婿李擢处,时李擢以兵部侍郎护卫隆祐太后在洪州(今江西南昌)。
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金兵攻陷洪州,李清照寄存在此的全部物品丢失,只有少量剩余文物还留在她的身边,她在《金石录后序》中曰:“独馀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在这以后,李清照转而投奔时任朝廷敕局删定官的弟弟李迒,后又携带家中所有铜器等物,赶往越州(今浙江绍兴)进献朝廷。
李清照抵越后,高宗已移往四明(今浙江宁波),她故将铜器连同手抄本书籍一起寄存剡县(今浙江嵊县),然后她由剡县奔台州(今浙江临海县),走黄岩(今属浙江),雇舟入海,一路追从帝踪至章安(今浙江台州章安镇),又随御舟至温州(今属浙江)。
后来她寄存剡县的所有物件悉遭兵劫,“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建炎四年(1130)三月,李清照随从高宗由温州复还越州。居越时,她所剩无几的书画文物又被当地人盗窃,“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七八。”
偏爱陶渊明 取名易安居士
自大观元年,李清照随丈夫赵明诚屏居青州归来堂,长达十余年。他们的居第命名为“归来堂”,即取义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之语,故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并为其居室取名“易安室”,且以此自称。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对与丈夫赵明诚在归来堂中所过的那种烹茶猜书、自得其乐的书斋生活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有云:“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至。”
李清照的词 以浅语取胜
古今评论者一向称道李清照善于将寻常普通语言写入词章,如《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凤凰台上忆吹箫》:“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孤雁儿》:“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南歌子》:“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声声慢》:“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可见,李清照有意识地大量吸收民间口语加以改造,既丰富了她的创作,又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爽朗的光彩和魅力。
不过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一书中也指出:“李清照用的这种‘寻常语’,决不是柳永、黄庭坚词中出现的俚言俗语,而是从口语中提炼的、明白省净、富有表现力的诗的语言。以寻常的语言创造了不寻常的意境,这可以说是李清照词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易安体’的一个显著特色。”
据《两宋山东章丘李氏文化家族研究》(魏青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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