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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6月1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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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平
我是1972年底高中毕业的。当时,我与成千上万同一时代的莘莘学子一样,只能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担任生产大队会计三年多后,我有幸被贫下中农推荐,成为一名工农兵中专生,学制一年,“社来社去(上学期间不转户口,从人民公社来的,毕业后还回人民公社去)”。毕业后,回到村里当了民办教师,担任四五复式班老师,即四年级五年级在一座教室里上课,所有课程由一个人来教。
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春风,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大学梦。
高考报名处设在公社驻地小学,公社教育组(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教委)从辖区内抽调了部分学校负责人组织报名。没有现在考生必备的《填报志愿指南》,也没有《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只有几张花花绿绿的学校宣传材料,记得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报名表是一页薄薄的纸片,油印的。表上除了姓名、性别、民族、籍贯、出生年月等栏目,自然少不了“阶级成份”——因为当时“左”的阴霾尚未完全消散；除此而外,还要填报考志愿。报考学校、专业只有三栏,也就是说,只能选择三个志愿。面对区区三个志愿,我却犯了难。考大学我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负责组织报名的几个同事大概也和我差不多。更主要的是,多年来政治运动的熏陶,自己对听党的话、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早已习以为常,根本不相信个人志愿会影响录取结果。而报考志愿又不能不填。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可能是无知者无畏,也可能是恶作剧或鬼使神差,我十分随意地填上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山东大学中文系三个志愿。
以后的日子,我一边教学,一边复习备考,通宵达旦中,多少困神败逃在我圆规的尖锥之下,而我的身上、手腕上却留下经久不去的伤痕。
高考那两天,我怀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自觉接受祖国挑选的一腔豪情,参加了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的考试。考场上,既有初中时代的老师,又有高中同学及前后几届校友,还有许许多多的下乡知青……
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没有上网查询成绩的便利,似乎也没有时下考生们热锅蚂蚁般的焦灼。只记得不久,体检名单便从公社教育组传下来了,我名列其中。教育组组长司有亮老师说,参加体检人数是录取人数的3倍。他戏称我们为三分之一大学生。
体检是在当时的历城县人民医院董家分院进行的。时值隆冬,滴水成冰,而当我骑自行车跋涉几十里赶到的时候,却早已满头大汗。人们说,已经二次点名了。司有亮老师批评说,三分之一大学生,怎么迟到了!
不久得知,司老师一语成谶,我被定格为永远的三分之一大学生!
至今我也不明白,是志愿报高了而成绩相对偏低,是体检时因匆忙出了差错,还是当时自己年龄偏大……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我沦为三分之二,从而使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的桂冠与我擦肩而过。
1978年,不甘于充当分母的我再度参加高考。这次高考比前次提高了透明度:公布分数线,公布录取名单,公布考生成绩。结果我的成绩比分数线差2分,又一次名落孙山!
1979年,我第三次冲刺高考,以12分之差落榜。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竞争力与时俱进,我这一边工作(且教学任务繁重)一边备考的“社会青年”,只能是越落越远——我终于输得口服心服了。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连续三年参加高考的经历在我的人生旅途上留下深深的印痕。使我的意志得到磨炼,知识基础得到强化,整体素质得到提高。虽未如愿,却受益终生。
1980年,省里落实有关政策,对我们那一届“社来社去”中专生择优录用,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被录用为公办教师。
1988年,经过三年函授,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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