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教养所
2014年07月0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吕家乡
身边的例子让我看到了曙光。此后每过一段时间就开一次改恶从善大会,每一次都更加激起我强烈的向往。
1959年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庆,为了庆祝新中国的成就,195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报道。两三个月后,教养所也召开了“改恶从善大会”,宣布解除了几十个人的劳动教养处分,其中就有一个和我在同一小队的小伙子,他原来是小学教师,右派,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这次得到了“双解放”,不仅解除教养,也摘去右派帽子。身边的例子让我看到了曙光。此后每过一段时间就开一次改恶从善大会,每一次都更加激起我强烈的向往。
1959年秋,我被大队调去参加开矿技术培训班,学了半个来月,回来就参加了大队“矿山技术组”,成了四个“技术员”中的一个。主要职责是发觉开矿中的隐患,排除险情,提示注意安全。整天在矿山上转悠,劳动强度比原来减轻了,活动范围和自由度也比原来大了,而且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这期间,我认识了两个曾有几十年党龄、官居厅局级干部的右派“同学”,虽然很少交谈(教养所规定不准彼此交谈案情),但从他们的不温不火、沉稳坚韧中受到了感召和启发。半年后,我又被调到“王村八三厂技术研究室”的“酸处理”车间,做了小组长。这里实行三班倒,每天劳动只有八个小时,粮食定量降为每月32斤。大约从1960年冬天起,管教人员就不断地让我写进入教养所以来“改恶从善”的总结材料,态度也明显地亲切了。许多迹象让我觉得“快要解决问题了”。但是,一次次的改恶从善大会都没有我的名字。直到1961年11月,终于得到了“双解放”的通知。有的人只是解除教养却没有摘去右派帽子,我比他们更值得高兴。看了解除教养的通知书,有一栏是“处分原因”,有的人是“攻击合作化”、“攻击肃反”或“反对党支部”,我的竟是“反对共产党”,太严重了!高兴的心情骤然降低。
第二天早晨,我就搭上了奔赴济南的火车。回到离别三年半的山东医学院大院,我习惯性地去党委报到,党委却让我去保卫科。太意外了!我知道保卫科是专门对付破坏分子的,难道以后我仍然被当做破坏分子吗?难道我即使“改好了”也还不是人民的一员吗?保卫科科长的态度倒不错,说:你的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也跟高中部联系好了,你还回高中部工作。我向高中部的新校长报到,领到了“山东医学院高中部”的校徽,珍贵地别到衣襟最显眼处,唯恐别人不知道我已经不是被教养人员,而是真实的、并非假冒的教师了。很多老同事还在,大都对我很热情,像久别重逢一样。那时正在严重困难时期,几乎人人浮肿,粮票、油票、肉票都很稀缺,有的送我食堂的馒头票、菜票,有的把难得买到的带鱼和我分享。有的老同学听说我“回来了”,也主动来看我,带给我作为补品的黄豆。
高中部正好有个语文老师请假,我只准备了两天就站到了离别数年的讲台上,回家探亲的打算只好推迟。第一次讲课时,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都来听课,加以考察。课后评议较好,认为虽然搁置数年,仍然不显得生疏。接着评定我的工资等级,我以为会恢复原工资75元,却只定为59元,属于大学毕业生开始定级的级别(这工资级别一直保持到1979年1月,“改正”后才恢复到75元)。这让我感到意外。不过,比起在教养所里我每月只有18元,现在强多了。学生对我这个半路接课的老师有点好奇,打听到我的政治身份,故意问我从哪里来的,有的则不知轻重地说:“右派老师都是有本事的!”政治气氛显然宽松多了。
在图书馆看到有的刊物发表了摘帽右派作家的作品,我也给《山东文学》写了一篇评论稿,很快刊出,编辑热情地来信向我约稿。我的老同学李国涛当时在太原编一个学术刊物,打听到我的地址,来信也约我写稿。我“归队”不过两个月,就接连写了三篇文章,都得发表。这让我的情绪受到鼓舞。这样宽松的政治局面持续到1962年夏,此后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发表文章前都要政审,我就不可能发稿了。
寒假里我回到沛县的家乡。到家已是黑天,侄儿给我做了一盆白面面条,我竟一口气都吃光了。饭后和家人共叙别情,才知道我吃掉了家里准备过春节的一半白面。全家老少早已处于忍饥挨饿状态,主食是发霉的地瓜干,每人每天不过半斤。油腥更谈不到,炒菜待客只能以几粒蓖麻子炝锅。舅舅所在的安徽萧县饿死人更多,逃难到我家,已住了两个多月,前天才被四姐接去。真想不到,我在教养所的口粮比家里多得多了(最后在酸处理车间的粮食定量是32斤)。
第二天看望了几家邻居,都没有把我当做另类。一位贫农大婶毫无顾忌地说:“你可从劳改队出来了!右派都是敢说话的。谁叫你敢说话哩?以后嘴上要有个站岗的!”
外地工作和上学的侄儿们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因为我的连累,在入党、提级或升学上受到了影响。我真切地感到了我的跌跤给全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的连累,深感负疚。经过认真准备后,郑重地开了个以我为中心议题的家庭会。首先发言的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希望我快点找个对象,了却终身大事,就退席了。接着大家设身处地地对我“今后怎么做”提出了许多希望和建议,概括起来是:“埋头苦干,戴罪立功。”“只干活,不逞能(‘多干活,少逞能’都不行)。”“老实老实再老实,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再栽跟头。”对于我内心里的委屈情绪和翻案想法,大哥表示理解,因为他是基层干部,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当做“白旗”拔掉,受到批斗,不久前获得甄别平反,恢复名誉。在安徽工作的侄儿说:安徽一度曾经甄别平反了少数右派,后来中央下文件停止。大家对我的谆谆告诫是:这事要完全相信组织,千万不可自己跳出来贸然申诉,免得偷鸡不着蚀把米。
亲人们语重心长的嘱咐,我铭记在心,这些的确成了我今后做人的准则。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