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里的 现代集体主义
2014年07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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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广场舞延伸出的社会问题的争议远大于其本身。 (资料片)
     有这样一种没有归类的舞蹈,以中老年妇女群体为主,配乐没有固定节奏,可能是动感的“神曲”《最炫民族风》,也可能是旋律优美的《我从草原来》,声音多半是铿锵、霸道的高分贝,活跃在夜色渐浓的城市广场、农村空地中,在当下中国空前流行。
  广场舞——这种舞蹈拥趸众多,却从未像当下这般引起争议,上升到社会问题的高度。鸣枪、放藏獒、泼粪、高音炮……激烈对抗诞生了诸多极端驱赶事件。从历史的时代进程与中国式集体主义语境中分析,或许能找到广场舞的发源。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朱洪蕾                                         
  相互理解
  “广场舞大妈”从不缺少新闻。
  据《现代快报》7月10日报道,8日晚,江苏徐州珠山景区旁的道路上,不断有暴走团疾行而过,他们呈方队出行,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大大小小的方队有几十个。暴走团以中老年人居多,成员多是广场舞大妈转型去的。由于暴走团经常占用机动车道,干扰正常交通,和车主发生矛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对暴走进行规范。
  最近的一则和“广场舞大妈”相关的新闻发生在广东清远江滨公园,在这处属“兵家必争之地”的区域,一支广场舞队伍和一支交谊舞队伍相遇,两种不同风格的队伍擦出了“火花”。这两支队伍因跳广场舞争地盘,五个晚上四次惊动民警。
  网友“加菲猫在香港”拍摄的“中国大妈”穿着红色上衣,搭配黑裤子,动作整齐地在卢浮宫广场跳广场舞的照片,更是在互联网上迅速蹿红。
  如往常一样,争议一直伴随着在舆论涡流中反转旋回的“广场舞大妈”,不管是在光怪陆离的网络还是火药味十足的现实。
  2013年至今,仅媒体报道的“广场舞事件”已有十余起。
  从南京广场舞活动场地被泼粪,到成都一住户向跳舞人群扔水弹,甚至北京一人放三只藏獒冲击跳舞人群,双方矛盾不断升级。
  将这种对抗推上风口浪尖的,当数温州“高音炮事件”。2014年3月29日,温州市中心新国光大厦业主委员会因不堪广场舞噪音所扰,自发垫资26万元买来高音炮“还击”广场噪音,此事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新国光大厦共六幢楼,有600多户常住居民。居民反映,近两年来,这些歌声和广场舞的“低音炮”,每天马拉松似的从早6时到晚10时轮番“轰炸”。后经协调,居民将“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拆除。
  如今,有人将这些引发矛盾的广场舞大妈“诟病”为“自私、贪小便宜、倚老卖老、蛮不讲理……”
  每当听见这样的声音,刘江心里就有一种想站出来说一说“公道话”的欲望。刘江有着和广场舞大妈相仿的年纪,“同一年代”也许是外人对刘江理解广场舞大妈原因的误解。从他自身来看,他对跳广场舞的人群和因此而反感提意见的人都是一种态度:“相互理解。”
时代进程中的
“广场舞”

  广场舞为何在褒贬不一的争议中依然如此被人热衷?中国式集体主义的社会环境,似乎能够解释清楚。
  广场舞并非现代社区的产物。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陕北的“新秧歌运动”显然就是一种“中国特色广场舞”。那个年代,陕北要对治下的社会组织进行彻底改造,通过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在民众中间建立全新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从而获取无与伦比的资源汲取能力。
  “中国特色广场舞”的动员意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被放大到极限。“文革”时期的“革命群众”,在广场上、大街上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跳“忠字舞”,以表现他们对革命及领袖的忠诚。
  “忠字舞”动作简单,参与者齐刷刷做出一些挥拳头、掏心窝、指方向、朝角落里踢坏蛋的动作,无需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
  如今,在《山楂树之恋》这样的电影中还能找到当年的痕迹。电影拍摄时,张艺谋特意找来了“忠字舞”的亲历者孙月华,孙月华明白,张艺谋找她的目的,是想让她教给年轻演员“‘文革’的气质、情感和精神面貌”。
  “忠字舞”消失几年后,官方开始“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0年6月和1983年5月,公安部、文化部先后两次下发《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禁令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如今,风靡全国的广场舞也不完全是自发组织的活动,各类体育文化规划、指标成了推广广场舞的有力“推手”。
  在各类广场舞中,最有名的当数“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
  2008年,佳木斯市退休干部于继承在扭秧歌过程中突发灵感,结合当时健身人群的特点,融合了体育、舞蹈、健美操等多种运动,发明了这套在行进中做的健身操,并为它配上了欢快的伴奏音乐。
  此后,佳木斯市体育局成立专项推进组,请来相关专家就原有动作根据人体生理规律、运动负荷等原理进行编选、设计、创编,形成了第四套“快乐舞步健身操”。
  2010年,为了迎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由时任佳木斯市委书记林秀山亲自将这套“行进间有氧健身操”命名为“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在黑龙江省运会开幕式上,“快乐舞步”以3000人豪华阵容惊艳亮相。之后,佳木斯市政府将此操作为机关干部的工间操带头普及推广。2011年,“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被黑龙江省体育局列为全省全民健身重点推广项目。
  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为期一周的“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第一期全国培训班,来自全国30个省份的60名学员参加培训。这开启了地方兴起舞种经国家级部门确认,以辅导班形式推向全国的新模式。同时,辅导班被各省级、市级单位采纳,源源不断地培育广场舞指导员。
背后“推手”
  在刘江“服务”的社区里,热衷于广场舞的带头人也曾经到文化、体育部门接受过培训、指导。
  “从2006年刚入住新建成的小区,这个健身舞的小组就有了,起初是居民自发组织的。”刘江说,广场舞小组的负责人是学校退休老师,她自己先从一些影像制品上学习广场舞的跳法,然后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在社区居民楼旁的小广场跳,慢慢地,人就越来越多了。
  不过,由于小广场紧挨着居民楼,录音机喇叭里的音乐很快成了其他居民的噪音。
  “一些居民当时到社区居委会提意见,反对跳广场舞。”刘江回忆说,从那以后,这种矛盾就再也没停歇过,“因为广场舞一直没有停下过。”2010年左右,靠近社区商业街的一处广场建成,刘江将广场舞小组的活动地点挪到了那里,并专门给小组配备了电源、音响等设备。
  在广场舞活动时间上,居委会对广场舞小组有着严格的“限制”。刘江说:“晚上一般是7点半至9点,早上是8点以后。”
  之所以如此热心帮着广场舞小组找地方、换设备,除了想缓和社区邻里矛盾,刘江也确实觉得:广场舞挺适合老年人,在快乐中锻炼身体,又能相互交流结识朋友。
  2005年开始的创文创卫活动,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全民健身活动,从国家层面为行政力量推动广场舞提供了土壤。在《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指标细则》中,对群众体育的发展有明确的要求:“业余群众文体活动团队数量每街道不少于15支;区级大型广场文化活动次数每年不少于八次。”
  当然,除了基层社区居委会,各级政府部门也对广场舞举双手赞成。
  《山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年)》中提出了具体指标:未来五年,山东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要达到总人口的35%以上;城乡居民《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率达到90%以上。计划要求大力发展老年人体育。建立健全各级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人体育活动。不断创新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体育健身项目和方法。加强老年体育健身教练员、辅导员、裁判员和骨干队伍建设,重点扶持一批在全国有影响、有特色、有水平的老年体育健身团队。 
  赵丽莲是滨州市滨城区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局的培训老师,2013年12月份,经过全省文化广场辅导员培训班的学习,赵丽莲学会了包括秧歌、少数民族舞、现代舞、健身操、恰恰等七套广场舞蹈。
  为让更多人尽快学会广场舞,赵丽莲决定对广场舞进行改编,编创适合农村、社区中老年人的全新广场舞。通过查阅资料、搜集各种民间广场舞素材,选取、借鉴群众能接受的动作,综合群众的年龄阶段和舞蹈基础,她把动作进行重新组合,把“一套”广场舞变成了不同版本的广场舞,改编成难易适度、老少皆宜、适合不同群体的广场舞。今年1月份,赵丽莲在当地西大王村举行了第一站广场舞培训。从那以后,村民的热情被点燃。
  近年来,为规范广场舞发展,各地纷纷成立政府牵头、文化带头人为主、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场舞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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