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蓬莱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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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蓬莱

2014年08月0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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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敏

　　碧海晚泛窥清镜,高阁晨开扫翠微。山,还是那座苍翠欲滴的青山；水,还是那湾万顷连天的碧水；天,还是那片澄透无垠的蓝天；阁,还是那座雕梁画栋的仙阁；庙,还是那处香火鼎盛的殿堂；仙境,终是那黄渤海之滨的蓬莱。千百年来,蓬莱作为古代登州府署所在地,以一座城市海与港的始终交织诠释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与变迁。
　　今年大运河与丝绸之路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海丝”作为丝绸之路的外延,与丝路一起组成“一路一海”的文化格局。蓬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承载着“海丝”北方航段的重要角色与功能,自2011年始,与宁波、泉州、广州、福州、扬州、漳州、北海、南京等九座城市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现已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目前考古发现证明蓬莱的水上活动是始于新石器时期。考古界在山东半岛发现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鱼漂、鱼钩、网坠、沿海城市遗址等,都能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海洋生活状况和发达的沿海社会水平。夏商文明是在海陆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先秦时期的“齐文化”,以“海王之国”为标志。商周之际的“殷人东渡”,春秋时期孔子的向海思想,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秦代“徐福东渡”的大规模远航等,都发生在山东半岛。而当时的主要出海口,就位于蓬莱。这个出海口,也历经了从天然海湾到人工港湾的漫长蜕变历程,蜕变发展历程恰是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交往的直接需求密不可分。至汉代,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种类已涉及大宗的生活物品,进而可以推断出贸易船舶的体量以及当时蓬莱港湾的规模。唐神龙三年(707年),登州治所迁到蓬莱,港口正式得名登州港,并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与泉州、扬州、明州并称中国四大古港,成为中国南北海运和贸易活动的枢纽。
　　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称臣纳贡”多是打着“朝贡”旗号的国际贸易,这一点在登州港对外交往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唐宋之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主要是在北方。囿于当时的航海水平与造船技术,早期的航海活动都是循近海岸逐岛航行,来自朝鲜日本的使节、留学僧、留学生及商人,皆循近海岸水行至登州,后抵长安。直至北宋前期“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这些外交使节、留学僧、留学生以及商人不断经由登州往返,不仅促进了经贸交流,更是以登州为辐射地,将中原文明以当时最为便捷的方式传播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以登州为中心的东北亚文化传播圈,并使日本与韩国的文化遗存深深地打上了唐风遗韵的烙印。
　　唐宋之后,登州港的港航贸易地位逐渐衰弱,军事地位逐步提升,但是依然存在海上贸易的对外输出与传入,元大都及内陆与高丽的海上贸易往来依旧需要在登州中转。在元明清三朝,登州港主要担负的还是由朝廷主导的朝贡出入口岸与运兵运粮的主要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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