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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奇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大院里张贴了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那年我11岁,在养正小学(文革中改为解放路小学)上四年级。暑假结束返校后,基本就没怎么上课了,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吼叫声中,小学生跟着中学生砸教室的玻璃、焚烧课本甚至桌椅。“停课闹革命”让所有孩子们玩了一年。
1967年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学校“要复课闹革命”,俺这个年级的学生全部进入“东升中学”,人手一册《工农业基础知识》,别无他书。转眼到了1968年,学校按照毛主席“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最高指示,组织学生学工。我学工的第一站是张裕公司(文革中改名为烟台葡萄酿酒公司)。
俺干的第一份活:往传送带上放空瓶子。院子里堆放着小山一样回收的酒瓶,斜斜的传送带将我们放上的空瓶子缓缓地送进了二楼的一个洞口,落入一个几乎与传送带同水平的大水池子里。输送带一停,我们就用小车到远处运酒瓶,休息的时间很少。第二天,俺的胳膊疼得几乎抬不起来。13岁,名副其实的童工。
第二份活是第一份的延续。十来天后,我们从烈日炎炎下走上刷瓶子的二楼。二楼有三个大水泥池子,里面浩浩荡荡的注满了水。传送带运进来的瓶子落进第一个浸泡池,一个工人拿着一个大铁丝笊篱把所有瓶子按进水里。第二个是消毒池,第三个是净洗池。我们每个人穿一个大皮围裙,手拿一把钢丝猪鬃刷子,捅进瓶子里乱搅一气就丢进第二个池子。俺那1.45米的个子面对1.1米高的池子只能用胸脯抵着水泥池子、双臂搭在池子边上,那活干得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第三份活是贴商标。四五十年前的张裕公司还十分落后,浆糊是工人们每天早晨自己熬制好送到车间的,我们两人组合,一个刷浆糊一个贴商标,一天下来,满身都是浆糊。那时贴的最多的是:红葡萄酒、至宝三鞭酒、味美思、金奖白兰地。
第四份活是压瓶盖。我坐在一台简陋的机器前,左手一侧是已装入了成品酒、但没有加盖的瓶子在流水线上缓慢前行,右手边有一个装满瓶盖的小筐。操作程序为:左手从流水线上拿下一瓶酒放于机器的底座上,右手拿起一个瓶盖放于机器上部凹槽内,右脚轻踩一下(类是汽车刹车),咣当一声瓶盖便咬在了瓶口上了。熟练后,这三个动作几乎是一起完成的。
第五份活是把成品酒装箱、封箱。除此之外,俺还做过其他临时性的工作,如卡车运进来了白糖(50斤一袋)以及运出成品酒,我们就是装卸工。
这两个月学工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在酿酒车间工作。
话外:纯粹义务劳动,连顿饭也没管。当然,品酒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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