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外企被请下“神坛”
2014年08月1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被扯下的遮羞布
一年前,葛兰素史克被推到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
关键词是行贿、性贿赂。在葛兰素史克之前,强生、西门子、辉瑞、礼来等跨国药企也曾卷入在华商业贿赂风波。
摩根大通、瑞银、高盛、花旗等六家投行陷入雇佣中国官二代以获取合同的丑闻中。
行贿就是行贿,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本地企业。看看这些跨国巨头的行贿方式和利益输送,与他们在本国搞的收买型腐败如出一辙,再要说他们“入乡随俗”,真是说不过去。
葛兰素史克事件后,英国《卫报》接手报料葛兰素史克“案底”:在波兰,葛兰素史克通过贿赂波兰医生,推销其抗哮喘药物；在伊拉克,葛兰素史克也遭受行贿指控。
福喜事件后,其供应链牵出一大串洋快餐:麦当劳、肯德基、德克士等。“洋快餐不等于高品质,这次事件总算让老百姓破除迷信了。”济南金德利一位人士称。
回想起2012年,央视315晚会曝光麦当劳三里屯店过期肉制品并没有按规定扔掉,结果竟然撼不动麦当劳,曝光变成广告,消费者仍然支持麦当劳。在食品质量普遍低下的中国市场,这点小纰漏又算什么呢?
最终打破中国市民“洋快餐迷信”的,正是洋快餐自己。这次,百胜集团又出来道歉,这已经不是它第一次面向中国消费者道歉了,2011年用豆浆粉冲饮豆浆,2013年初的速成鸡事件,2013年夏的冰块细菌超国标……
那么,百胜,你还要向中国消费者道歉几次?
跨国公司身上的“遮羞布”,正在被一点点扯下。
中国公众通过这些事件对跨国公司有了新的认识:跨国公司对商业腐败并不具备免疫力,他们也会利用权力捞取商业利益,而洋快餐也不等于高品质。而且由于其组织严密、背景深厚,打击这些跨国巨头可能更加费时费力。
反垄断,三年磨一剑
美系、德系、日系车豪华品牌同时遭遇反垄断调查。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彻查之深前所未有,这场关于中国豪车市场的反垄断风暴,酝酿已有三年。
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法,在发达国家运用成熟。但中国政府的这一系列举动,外媒看不顺眼了,批评者声称,这是中国使用《反垄断法》给那些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树立规矩。
其实,中国正在进行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改造,都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进行的。自2009年开始实施《反垄断法》,近两年已经进入一个密集执法期。
我们看到,当“进口汽车反垄断‘大棒’或将很快落下”的消息一出,路虎、奥迪、奔驰等几大外资汽车巨头反应迅速,立即降价。
只是,临阵降价就真的能够躲过反垄断罚单?如果服软有用,那还要法律干吗?
反垄断法首先是法,监管部门之所以祭出反垄断大旗,正是为了确保市场中具有垄断优势的供应方没有利用其地位影响到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调查的要点正中豪车死穴。尤其是,反垄断调查对象,中国政府部门果断选择的是那些能够将威慑价值最大化的企业。
终于,我们看到这些在中国市场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外国豪华车公司全员学习中国的《反垄断法》,让员工清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是被禁止的,在过去,他们是没有这种意识的。
跨国公司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为什么是现在,跨国公司走上中国的反垄断“审判席”?
从淘金中国的轻松赚钱,到如今涉及腐败、垄断调查,从享受被优待到取消超国民待遇,从“被仰视”到“被妖魔化”,跨国公司的黄金时代真的结束了?
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这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访日本,参观日本企业的现代化。这个时候,任正非还在为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建设而奋斗,未来将驾驭阿里帝国赴美IPOC的马云还在上初中,刘强东还是江苏宿迁乡下的4岁懵懂小儿。
那个年代,外国跨国企业对中国很重要,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中国为外国资本一路绿灯:大量土地、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加上监管不健全,惯出了一些跨国巨头看人下菜的毛病。
不过,当傲慢的苹果面对中国市场的急剧收缩,面对强大对手华为、小米的快速崛起,库克时代的苹果,你还能像乔布斯时代的苹果那样傲慢得起来吗?2008年汶川地震,苹果公司捐款50万,2010年玉树地震苹果捐款为零；而今年的云南鲁甸地震,苹果拿出1000万元。
外资和技术不再具有优势。跨国企业目前面对的形势大大严峻起来,海归人员再也没有待遇上的优势。所有这些加起来,说明中国社会对外国事物的态度已经大大转变,不仅针对跨国企业。
与二三十年前情况不同,中国现在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因此,外国资金再也不能享受“红地毯”待遇了。从计算机到汽车制造,再到更加尖端的行业,中国都具备国际竞争力。外企必须学会如何与中国企业共存共赢。
在大量风险资本、天使投资人和私募股权基金推动下,中国企业家人群迅速扩大。大量高级管理人员离开跨国企业和投资银行,开办自己的企业。这种人才流失削弱了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并动摇了它们在中国的地位。它们不再受到人们的无限崇拜和尊敬。
当谷歌、微软、甲骨文、IBM等外企的一些高管、技术总监相继跳槽到阿里、百度、小米、浪潮时,这只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开始:中国本土企业集聚的势能,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已足够聚拢全世界的顶级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梦想中的平台。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去,中国在国际舞台变得更加自信,而华为在2004年就宣布,现在是华为进军发达国家市场的时候了。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理查德·柯索尔·赖特直言,外资公司自然不想受到限制,他们比中国本土企业更具竞争优势,但中国也需要保护自己的公司和产业,在未来更有效地参与竞争。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引入外资时,甚少考虑安全或市场垄断的问题,一直对外资采取超国民待遇,但却忽略了规范,一些领域几乎完全被外资独占。柯达、大众等一些跨国公司甚至与政府达成交易,签署排他性竞争协议以赢取市场份额。现在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更体现出中国的进步。
总体而言,中国是在新形势下试图更有效合理地利用外资。
随着中国加入WTO协议的实施,内外资趋向享受相同的国民待遇,很多领域外资不再享有超国民待遇,在投资、税收等领域内有形或无形的优惠政策都在拆除,或逐渐变小。
不会有救世主,也不再有免费的午餐,跨国公司现在必须真正回到从成本、从市场本身出发的原点,按照公司的基本运行规则行事。
此消彼长。
竞争对手的变化,以及本土化过程中内部秩序的改变,都重构着外企的外部与内部环境。这种改变——用阿尔温·托夫勒的话来说,是一种“加速度变革”。托夫勒在32年前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为今天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给出最贴切的心情写照:“因在太短的时间里试图应付太多的变革而使人感到困惑不安。”
事实上,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令大多数外企不能适应。大多数企业是在中国经济规模低于2万亿美元的时候,于中国建立的地区总部。
“对于跨国公司自身而言,它必须修正自己既往对于中国市场理解上的偏差。”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施能自说。
跨国公司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
尽管存在着本土厂商实力上升的竞争威胁,也存在着对于中国市场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但跨国公司最大的敌人,事实上却是他们自己。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冼国明教授表示,尽管一些有实力的跨国公司目前的市场份额和产品占有率依然排在前列,但如果不及时调整市场策略,根除一些潜在的市场隐患,他们将遭遇在中国的滑铁卢。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十余年后,笼罩在它身上的神秘光环早已不再,一些跨国公司管理人员膨胀过速,甚至患上了中国国营企业才有的“大企业病”,比如诺基亚,它错过了安卓,又错过了3G,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
不独是宝洁,也不光是思科、大众、索尼……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不得不重新定义中国市场,中国的市场竞争者。这些曾经在中国市场孤独求败的先行者,曾经的游戏规则制订者们,现在必须重新调整市场策略,甚至必须考虑制定全新的游戏规则。
棱镜事件,成为外企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分水岭
“棱镜门”数据泄密事件、国内IT领域“去IOE运动”、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屡受调查案例……近两年的IT领域充斥了浓厚的非商业色彩。对IT巨头的调查,更具国家安全价值。后“棱镜门”时代的反垄断调查,深深地烙上了网络安全保卫战印记。
棱镜门事件唤醒了中国的信息安全意识。出于国家网络安全的顶层设计,去年底,国安委正式成立,此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这两个部门均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挂帅,彰显出中国对于加强网络安全的决心。
这也是对美国施加的一层压力。微软这件事后,更加昭示国家将对这些跨国公司在华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更为全面和严厉的打击。
微软也好,谷歌也好,无论多牛,无论曾经有什么样的政府关系,如果侵害到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高通服软、宝马服软,戴尔的态度也变了。中国逐渐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庞大市场,决定了它的话语权正在扩大,正在寻求和欧盟、美国等强势经济体的同等地位。中国为什么不能向这些跨国巨头说“不”呢,以国际通行的准则,以法律的手段?
不需要过度解读这场将跨国巨头请下神坛的行动。对外来资本而言,越是经营环境趋于宽松,越应该尊重中国法律而不是破坏、挑战中国法律体系,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应该画下的红线；对国人而言,如何改善市场环境,完善法律制度,让不法寻租不敢越界,也是亟待破解的课题。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