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留天地,齐鲁一人
——“致君泽民”张养浩
2014年08月1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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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画像

张养浩《云庄休居乐府》书影

四灵石之一的龟石

张养浩墓
张养浩,元朝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豪放派词曲家。据《牧民忠告》记载:“公以道德、政事名于天下,其为学,则卓乎有所见,而不杂于权术;其操行,则确乎有所守,而不夺于势利。”张养浩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成为当时乃至后世知识分子模仿和学习的楷模。
文/片 翟伯成
只余一赋千金值,零落齐州白云楼
张养浩(公元1269—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章丘相公庄人。在宋、金、元争夺交替的战乱中,张养浩的祖父张山从章丘县迁至历城县,他的伯祖父张万仍然留在章丘。张养浩生而聪敏,自幼好学,“年方十岁,读书不辍”。他的父母担心他劳累过度,多次劝其休息。而张养浩更是发奋学习,白天默诵,晚上掌灯窃读。儒家经典、诸子百家无不研习。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元朝的知识分子,一般都经历了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
元朝初年并不实行科举制度,这使得和张养浩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既不像宋代的读书人那样备受朝廷的宠幸,又不像后来明代读书人那样可以通过读书走科举取仕的道路。这时期的读书人往往干禄无阶,入仕无路,更没有办法实现唐代中举的知识分子“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理想。由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是蒙古贵族,在民族心理、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心态方面存在的差异,往往使得做官的汉族人更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张养浩希望自己饱读经书,能够成为名扬天下的一代“高士”。
然而,命运似乎与张养浩早年的愿望相反,从未想到要走仕途的张养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贵人的举荐,从此踏上仕途。世祖至元25年(公元1288年),也就是在张养浩19岁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登上了家乡白云湖畔的白云楼,面对着宏伟的楼阁和周围秀丽的山水,禁不住浮想联翩,抚古览今,写下了才气横溢、豪宕凌厉的千古名篇《白云楼赋》,一鸣惊人。
在《白云楼赋》中,张养浩歌颂了楼主人张荣的赫赫战功和卓著政绩,同时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忧郁情绪。可以说,“长歌慷慨吊陈迹”确实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他的这篇文章文笔奇丽、意境恢弘、传诵一时,文成之后就受到了时人的称赞和推崇。曾有人以“只余一赋千金值,零落齐州白云楼”赞之。当然,这篇文章也传到了山东按察使焦遂那里,他很是欣赏,第二年把张养浩举荐为东平学正,这成了张养浩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在堂邑毁淫祠、减赋税,政绩卓著
至元29年(公元1292年),张养浩23岁,遵父之意赴京求仕。他曾献书于平章政事不忽木,不忽木观书大奇,极力为之彰明,先后将其推荐为礼部令史、御史台掾史,后又改荐为中书省掾属。虽作丞相掾,选授堂邑(今聊城市镇)县尹。
元朝的堂邑,乃区区小县。这里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又常有水旱之灾,因而连年歉收,百姓困苦不堪,而且文化落后,迷信畅行。张养浩来到堂邑,住进了县衙,县吏神秘地对他说:“县衙这地方不吉利,经常闹鬼,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不遭殃的,大人还是搬出去为好。”张养浩漠然一笑,对县吏说:“我素以诚待人,以信取民心,为官清正,心底坦荡,向来不怕鬼。”他在县衙住了下来,决心在这里一筹壮志。
在这里,张养浩目睹了劳苦大众贫穷困饿的悲惨生活,也耳闻当地豪绅祭神弄鬼敲诈勒索百姓的罪恶行径。于是,他毅然决然亲自带领县吏,“首毁淫祠三十余所”,下令各地将所有淫祠全部毁掉,违反处罚,并且对勒索百姓财物者严惩不贷。他令行禁止,打击了迷信势力,惩办了不法豪绅,教育了黎民百姓。自此,堂邑淫祠大为减少,求神拜佛者纷纷耕耘田间,靠祭神发财者也销声匿迹。
张养浩发现,堂邑县虽小,但监狱中犯人很多。经过了解,这些人都是拖欠赋税的农民。于是,他宣布: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良民,即使有罪也是为生活所迫,不能以盗论处。他亲自打开监狱,全部释放,并给生活救济。被释放者对他感激涕零,连连叩头。
张养浩同情、关心百姓疾苦,对不法之徒却是一身浩然正气。堂邑有个暴徒叫李虎,他杀人害命,其党徒又到处残害良民。虽然百姓屡屡上告,但前任县尹却畏之如虎,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因此,李虎等人更加肆无忌惮。张养浩听后非常气愤,他说:“身为父母官,不为民除害,这是犯罪。”他召集全县官吏,当众宣布:“凡残害百姓者,必须治罪,谁胆敢包庇,一定严惩。”为非作歹的李虎党徒,终于一个个束手就擒,全县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张养浩在堂邑执政期间,竭力减免农民的赋税杂役,鼓励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在人民的辛勤劳作下,堂邑县“三年之内,田者赢,工贩者足,老幼服于礼节。”三年县尹期满,他被调回朝廷。
归隐云庄别墅,作《归田类稿》
元武宋至大(1308—1311)年间,张养浩曾拜监察御史,上书万言议论时政,要求改革,为权贵所忌,险遭惨祸。罢官后一度化名隐遁,孑身而去。仁宗即位后召其为右司都事,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在礼部任职时,又因上《谏镫山疏》,“犯颜撄鳞”,虽未获咎,但使他真正知晓了触怒“龙颜”的厉害,深感“俯仰承权贵”的险境,毅然决然要“远是非,绝名利”,借口父母年迈需奉养,离京返回故里。
在家乡,张养浩常游白云湖、女郎山,陶醉于“对山水忘名利,近晌午犹然睡”的生活,后朝廷以吏部尚书召其进京,被他婉言回绝,表现了对元代朝廷腐败的厌恶。
张养浩从51岁赋闲故里,前后八年多时间。这期间,他“视荣华如风花之过目,鸟声之悦耳。以六合为家,四时为友,寄傲林泉,纵情诗酒”,写出了不少“接于目而得于心”的优美动人的诗文和散曲,《归田类稿》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张养浩后营建云庄别墅,将厅堂命名为“遂闲堂”,荷塘名曰“云锦池”,在园中筑有“绰然”、“拙逸”等五座亭子。绰然亭又名“翠阴亭”,有《翠阴亭记》传世。开渠引水成湖,中立一石名“玉云峰”。张养浩在这里写出了大量优美的诗文。他还在园中纵置十座绮丽的太湖石,称为“十友”,其中最玲珑剔透的四座,以其形态称为“麟、凤、龟、龙”四灵石。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云庄别墅早已变为民居,明清以来名“张公坟庄”。此外,他还在济南城内宪衙街建七聘堂。自他辞官归里后,朝廷曾六次召其出任高官,皆辞而不受,在该居建成时,朝廷又召他赴陕西赈灾,他便舍妻别母,登程而去。
“风绰高致,节全始终”
张养浩虽想“泯迹于仕,甘老云庄”,但他终究是位忧国忧民、壮志在胸的“良相”,听到“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火速召他任陕西行台中丞后,他不顾荒政八年、新堂落成,不思年已花甲、家小劝阻,不惮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断然“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临行前,他年迈体弱的母亲拉着他的手说:“我年迫八旬,汝亦发素,此别之后,再无见期。”这也使他“进止两难”,但他还是先国后家,把救民之情放在母子情之上,决然奉召再仕。
他在西行途中,写出了著名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字里行间,浸透了他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表现了他对封建制度的无限愤慨。他从华夏一两千年的兴亡史中,概括出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更使之在元代散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他到任四个月,“未尝家居,止宿官署”,夜以继日,拯斯民于水火。终因年高体弱,加上“罄思竭力”、“忧劳悲戚”,遂成大疾。就在百姓脱离了死亡线、稍得温饱之时,他却溘然长逝于任所。明代吏部尚书尹旻等人,在其碑文中这样赞誉:“风绰高致,节全始终,名留天地,齐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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