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何鲁丽(左二)和省市有关领导为傅斯年铜像揭幕。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孙善旭 韦鹏 摄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原主席何鲁丽,省政协副主席孙继业,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莫振奎和聊城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峰海等领导参加铜像揭幕仪式及研讨会开幕式。何鲁丽向傅斯年铜像敬献了花篮。
林峰海在开幕式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他表示,聊城是著名学者、著名爱国人士傅斯年的故乡,他原籍东昌府区,是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的七世孙,是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在历史、考古、语言学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曾任北京大学代校长等职,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长期以来,聊城以聊大为中心,对傅斯年及其学术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取得大量成果,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影响。研讨会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深化傅斯年研究专题及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加强海峡两岸和国际间学术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何鲁丽指出,傅斯年是20世纪上半叶的爱国学者,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开始,聊城市、聊城大学先后成立傅斯年研究会和研究所专题研究,取得可喜成绩。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等,以生机勃勃的思潮影响着后来者。今天的中华文化是历史上的延续,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新文化运动是重彩浓墨的一笔。其中代表人物包括傅斯年,应铭记在中国近代史上。
在接下来两天的会期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耿云志,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孟祥才等专家学者围绕“傅斯年与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学术研讨,并对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傅斯年陈列馆等进行考察。
新闻聚焦>> 专家眼中的傅斯年:他是读书人的楷模
在大会主题发言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根据自己有关傅斯年的研究成果,分别在相关领域发表了有关傅斯年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观点。其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耿云志认为,傅斯年应是读书人的楷模,并在发言中通过研究发现的一个个例子,力证傅斯年是一个满腔热情爱国者的同时,更说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著名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主编郭沂纹在发言中,围绕近年来就“傅斯年对新文化运动总结与反思”进行研究发表了一些观点。据其介绍,虽然傅斯年是五四爱国运动学生游行的总指挥,但在运动爆发第二天他就不再投身运动的领导与指挥,而是退居开始处于对运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状态。此时,他并没有陶醉于社会“新动机发露”的萌芽阶段,而是期待社会变革取得成功,由一个老旧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
在学术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周文玖通过研究傅斯年的学术人生,发现他在学术研究中重视民族气节及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厚情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广波在研究中发现傅斯年是一个轻死的人。据其介绍,傅斯年的生死观是“人生辛苦原不是求生,只是求一个最好的死法,趣味都在这里边哩!”而且,傅斯年曾教诲其子傅仁轨说,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傅斯年,字孟真,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896年3月26日生于聊城,是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的七世孙。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
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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