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汤一介(前排左一)与父亲汤用彤(后排右一)和家人在北京中山公园。(资料片)
▲ 年轻时的汤一介与乐黛云。(资料片)
20世纪40年代,在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研究》第三卷第三期刊登了诗人林庚写的一首诗,题目叫《生》,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在《生》的一侧写下了一首小诗《死》:“谁带给我一阵欢乐,难道死亡是痛苦,谁不信,春天死了,来的不是夏日”。这个年轻的学生就是汤一介。
而今,汤一介先生驾鹤西去。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的灵堂里,他的音容笑貌仍在,只是未名湖畔那快乐的两只小鸟飞走了一只。北大是汤先生一生的家园,哲学是汤先生终生的精神家园。
家学深厚——
祖孙三代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9月9日晚,湖北省黄梅县下起了雨。秋雨中,汤一介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家乡,给秋天的小城平添了一份悲凉。次日清晨,汤用彤纪念馆正式开馆,汤一介亲自设计了父亲的纪念馆,其间倾注大量心血,只是遗憾未能等到开馆这一天。
在黄梅县,汤家是著名的书香门第。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做过甘肃渭源等县的知县和乡试同考官,晚年以授徒为业,喜吟《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汤霖60岁生日时,曾在学生的祝寿图中“自题”:“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镇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汤一介的祖父在他出生13年前就去世了。汤一介甚至都没有见过祖父的画像或者是照片。虽没有见过祖父,但祖父在汤一介心中的地位却是无人可替代的。比如,汤一介同样偏爱庾信的《哀江南赋》；祖父为汤氏家族留下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家训,更是成为他做人做学问的准则。晚年以77岁高龄受命编纂《儒藏》,汤一介也将此视为在践行祖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儒藏》收入儒家经典3000多种,约10亿字。今年6月27日,北大出版社举办《儒藏》百册发布会,病重的汤一介坚持出席致意。北大出版社员工陈稳回忆,因为身体虚弱,汤一介先生的讲话时长仅有4分钟,他讲话中再三叮嘱同仁多“努力”,“汤老最后一句说的是:‘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一定为《儒藏》这个伟大的工程尽自己的一份力。’”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北大校长王恩哥专门以汤一介先生编《儒藏》的故事激励学生,“这种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精神,值得大家用心学习。”
汤霖还曾为汤家留下了一张拓片,那是代表了他人生辉煌的进士碑拓片。作为光绪十六年的进士,汤霖的名字被刻在进士碑上,现在那块进士碑依然立在孔庙里,只是由于年久风化,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早年留学哈佛大学,时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1918年,汤用彤赴美留学,先入读美国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1919年转入哈佛研究院,1922年由美国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办学。1931年,汤用彤应胡适邀请受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48年12月,蒋介石下令派飞机到北平“抢救”知名学者,汤用彤在“抢救”名单上,但是他没有选择搭机南下；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当时父亲以校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担当起北大的领导工作。这是父亲的‘义不逃责’。”汤一介说。
伉俪情深——
夫妇在学术上比翼齐飞
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晚年在为自己文集所撰的前言中,汤一介开篇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
1947年,汤一介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1951年尚未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汤一介便留校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的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汤一介与乐黛云是学术界著名的伉俪。2005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共同出版了一本随笔散文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在书的序言里,汤一介写道:“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这段话既反映了两人夫妻情深,也含蓄地说出了他们曾经历过的苦难。1958年,乐黛云被划为“右派”,还没等小孩满周岁,她就被派到乡下接受“劳动改造”。在乐黛云被下放农村的两年,汤一介每周一封信,每封信的开头均称妻子为“乐黛云同志”。在那样一个讲究阶级斗争的时代,汤一介此举被视为和“右派”妻子“划不清界限”,也遭到了批评。不过,汤一介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在每封信里称呼妻子为“同志”,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鼓励乐黛云。
“文革”期间,汤一介被打为“黑帮”。在频繁的“隔离审查”中,乐黛云一直支持丈夫。汤一介去学校接受审查,乐黛云就守候在学校办公楼边的石阶上,等着丈夫出来。乐黛云后来回忆:“当时是很恐怖的,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再也找不着!当时我就非常害怕再也找不到汤一介。”
“文革”后,夫妻俩迎来学术的春天,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终于没了羁绊。汤一介的子女学的都是理科,从事也都是和传统文化无关的工作,一生钟爱中华文化的汤一介,有时也会苦恼:“怎么我们汤家这一支就成了美国人。”汤一介试着用儒家的“天下观”宽慰自己,“从天下观的角度看,我的后代成为美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将来我们都将成为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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