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
约翰·赫西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刘柠
战后,日本学界和传媒界对战时日本原子弹制造研发的失败多有反思,但这种反思基本上不是围绕原子弹研发本身之对错的道义原则问题,而是针对美英等民主国家何以能调动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和资源,投入在当时看来不啻为天方夜谭的大规模原子弹制造研发工程,反而是帝国日本和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却失败了。1953年,曾负责铀矿探索的原陆军技术军官山本洋一发表长篇回忆,严厉批判对原子弹研发工作负组织、主导之责的仁科芳雄等民间科学家,“只重视纯科学,对应用科学和技术则缺乏理解”。
应该说,山本的指责不无道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至接受军部的研究委托之前,仁科研究室在籍的百余名物理学者中,从事原子能研究者一个都没有。另一个现代物理学研究重镇——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主导的、以尖端原子理论及实验而著称的京都帝国大学也大同小异。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像英、德、美那样,由科学家动议,以原子弹研究的必要性诉诸政府的情况全无记录。相对于军部的“急功近利”,越是顶尖的科学家,沉湎于纯粹“学问”的倾向越强烈,对原子弹研究的兴趣便越寡淡。
历史往往相当吊诡。1941年12月6日,罗斯福总统一声令下,“曼哈顿计划”悄然启动,重金人海,秘密涌向几个特定的实验室和基地——美国原子弹研发事业正式起跑。翌日,珍珠港便遭日本“奇袭”,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之耻,对美国核打击目标的确立起到了何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经过近两年紧锣密鼓的竞跑,至1943年5月,美原子弹研制终于有了眉目。一般人会以为,当时美国还在跟德国打仗,原子弹的首要目标是纳粹德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从这时起,日本已取代德国成了最大目标。据日本历史学者石井修研究:
在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的阶段,确曾出现过“对德国动用”(原子弹)的话语。但其后,无论是“曼哈顿计划”的军事委员会,还是陆军决策层,包括白宫人士,从相关政策决定者口中,“对德国动用”云云的说法,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但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确实抱有自己是在与德国竞争的意识。
而另一方面,“对日本动用”的话语倒是从很早时就出现了。如1943年5月5日,在“曼哈顿计划”的军事政策委员会上,由于特鲁克群岛上有日本联合舰队的基地,会议曾商讨过向该设施投掷原子弹事宜。其中的一位成员还说要对日本本土投掷。
1972年,《海德公园协定》内容首次曝光,令世人大跌眼镜:早在1944年9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已然达成了要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约定。1945年4月23日,“曼哈顿计划”的指挥官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中将在致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的信中坦言:“我们的目标一贯是日本。”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美国原子弹制造研发的步伐不仅未放缓,反而全力提速,乃至令一些参与研发的科学家感到不解,甚至有人就此脱离了研发工作。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赶在苏联对日参战之前,迫使日本投降,以争取对日占领的主导权,遏制苏联。德国投降后,苏联单方面撕毁《雅尔塔协定》,闪电“收割”,把此前遭纳粹铁蹄蹂躏的东欧诸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绝不容忍东欧的“悲剧”在日本重演。日本投降一旦延迟,那么德国投降三个月内,苏联进攻日本的承诺期限就将到来,美国将在对日占领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此时的课题,已不是日本投降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投降的问题。
围绕日本缘何非遭遇美国核打击不可的问题,一个几乎见诸所有历史教科书的耳熟能详的说法是:因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宣言》,所以美国决定对其实施核打击,苏联也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对美国而言,此乃所谓“尽早终结战争,避免造成更多流血的日本本土战的最佳策略”。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未必站得住脚。
据半藤一利的研究,1945年7月26日,联合国军方面发表了被视为对日劝降的《波茨坦宣言》。翌日,日本接报。裕仁天皇看到文本后,对东乡外相说:“结束战争总算有了眉目。原则上对此只能接受。”但彼时,日本政府已经秘密委托苏联斡旋停战,正在等候苏方的回复。出于“信义”,客观上无法立马接受宣言的条件,而推掉苏方的“调停”。日本人做梦都不会想到,斯大林此前已得到杜鲁门对日将实施核打击的通报,只盘算着如何能早日对日进攻,是完全无意斡旋和平的。
当杜鲁门总统最终认可的原子弹投掷方案出台的时候,日本的政府高官们还在焦急地等待着苏联的“和平斡旋”。以近卫文麿为全权代表、众多实力派重臣为特使的应对体制已调整就绪,准备一俟莫斯科有回复,立即切入和平交涉。日本的时代错误在于,在该讲政治哲学和道义的时候,过于迷恋实力,动辄“亮剑”；而明摆着是肮脏的政治交易,甚至是赤裸裸的欺骗的时候,却以“武士道”的“清流”面目出现,言必称“信”。回首二十世纪前半的历史,日本确实曾一再扮演这种“不合时宜”的尴尬角色而不自觉。
回到本文的主旨:那么,美国究竟为何非要动用原子弹不可,为什么是日本呢?窃以为,如此结局背后,至少存在如下四种动因,正是这些动因的错综作用,导致了美国对日本动用核武的唯一结果:第一,原子弹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志在必掷”的实用武器研制的。要知道,美国原子弹制造研发源自纳粹德国核武研发的刺激,带有极强的危机感。罗斯福死后,杜鲁门继任总统,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何时、在哪儿使用炸弹(指原子弹——笔者注)的最终决定权在我,这一点不容错位。我一向把原子弹看做一种兵器,理应付诸使用,对此从无任何疑念。跟随总统左右的最高军事顾问们曾劝诱我使用之。我与丘吉尔会谈时,他也曾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过‘如果有利于终结战争的话,赞成动用原子弹’的话。”可见,既然是兵器,使用没商量——是美国战争政策最高决策者的意志。
第二,至少从1943年5月开始,日本就已经被设定为核打击的首要目标,且越往后,越具体化。理论上,德国应该也是目标之一,但美国首次成功核试验是在德国投降两个多月后的1945年7月17日——客观上,德国已经“不赶趟”了。
第三,对苏牵制。美国历史学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在其著作《原子弹外交》一书中,论证了美国如何以原子弹为砝码,在对苏外交中争取主动的过程。
第四,对日种族歧视。这一点,作为深层动因,很少表面化,特别是在战后民主主义主流话语体系下,一向鲜有人提及,但却是一个颇为现实的因素。日本军队在战时的残虐暴行,也强化了西方对东洋社会所抱有的“日本人性恶论”的既有成见。杜鲁门有句名言——“对兽类要像对待兽那样”——说的就是日本。当然,歧视从来是双向的:有日人针对白人的“鬼畜英美”式的妖魔化,便有美国人对日人所谓“猴子”的侮辱性蔑称。
回过头来看,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的惩罚,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但唯其如此,日本对其“被爆”的悲剧,也基本上抱着现实主义的应对:接受“宿命”,绝少听到高调的控诉。因为“我们应该认识到,先于哪个国家最初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它制造成功,它就会使用”。日本国内甚至不乏“原爆拥护论”者,如上文中提到的原陆军技术官僚山本洋一便认为“战争就是战争”,遑论对殖民和侵略战争持严厉批判立场的传统左派。
正因此,1945年8月6日,广岛“被爆”后,日本政府虽然通过瑞士等第三国表达过对因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制造的反人道罪行的抗议,但面对美国政府,时至今日,却一次都未曾正面提出过直接的抗议。而这一点,至今仍鲜为人知。
(本文节选自《广岛》一书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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