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萧红擦肩,一群文学女性奔赴西北女作家在延安
黄金时代里集体转弯
2014年10月1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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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陈学昭
韦君宜
白朗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萧红离开西北转奔香港的同时,有一批女作家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她们离开物质丰饶、生活优渥的南方都市,来到荒凉贫瘠的陕北苏区。换下长裙,穿上土灰色军装。她们手里的笔,不再伤春悲秋,哀婉悠扬,而是洋溢着革命的热情与锋芒。
这可以算是那个年代文学女性的第二次“反叛”,她们像是第二次出走的娜拉,在延安,完成了文学和人生的集体转弯。
■ 在宝塔山的指引下
1936年11月,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丁玲由上海前往陕北。
正是初冬时节,黄土高原上一片荒凉,顶着寒风,丁玲一行人在陕西洛川以北的荒野中奔驰。灰色军装配短发,丁玲伏在高高的马背上,看上去跟保护她的骑兵并无区别。
出发前一晚,丁玲刚学习了如何骑马,还是用从炕上跳上跳下的练习方式。此后两天,丁玲紧抓缰绳,双腿使劲儿夹着马肚子,用她的好胜心和朝圣的热情,像战士一样策马奔向心中的圣地。
两个月前,丁玲刚从囚居了三年之久的南京逃离。她32岁,早已不是当年“莎菲女士”式的文艺女青年,人生经历足够丰富。第一任恋人胡也频,在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第二任恋人冯达,向敌人出卖了她和她的朋友。
经历了爱人的牺牲和背叛,丁玲说:“我所有的力量、心计都为应付国民党的阴险恶毒耗费尽了。”因此,甫一逃离,她便决然奔向陕北苏区。
丁玲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为后来的女作家们铺了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陆续有国统区的女作家,怀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奔向延安。
1938年,留法文学博士、民国才女陈学昭完成了与延安的第一次邂逅。6月底,时任《国讯》杂志特约记者的陈学昭,从重庆向延安进发。她先从重庆坐船到嘉定,由嘉定雇黄包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公共汽车到宝鸡,再由宝鸡乘火车到西安,最后在8月6日上午10点到达延安。在炎热潮湿的夏天,陈学昭耗时两个月翻山越岭,只为一个目的,去看看延安,看看那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
两年后,也就是1940年底,陈学昭第二次去延安,由于第一次访问延安时所写的文章,陈学昭一直受到国民党的监视,走到铜川时被国民党扣留。“我把随身带的博士学位证书、照片、版税折子,凡是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统统撕成碎片,塞在我床头边地下的老鼠洞里了。”这时的陈学昭,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去了延安便不打算再回头。
1938年,萧红在丁玲和聂绀弩的劝说下,也曾动过要去延安的念头,不过由于旧爱萧军已到延安,为了不与他碰面,萧红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在离延安最近的地方转弯向南。
萧红去世后,丁玲为当时未能劝说她去延安而后悔不已。“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段时期之后再致全力于写作。延安虽不能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事。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写道。
1939年元旦刚过,又一位才女投奔延安,她就是韦君宜,与蒋南翔、胡乔木曾是清华大学的同学。韦君宜的父母希望她毕业后出国深造,但是她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她在重庆跟二叔撒了谎,说要去昆明上学,要了一笔钱,于1938年12月5日乘飞机去了成都,从成都去了延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屠杀进步人士,更多的女作家前往延安,如白朗、草明等。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之前,从国统区投奔而来的女性作家在延安已基本集结完毕。
吸引这批女作家不远万里来到延安的,是对祖国深沉的爱。有着“理想主义文人风范”的陈学昭,从物产丰饶的江浙,到了荒凉贫瘠的陕北,“地方是越来越苦了,荒凉,冷落,多少里没有人烟”,即便这样,陈学昭“还是爱它,深深地爱它,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土”。
赵大勇在《延安女作家群论述》里写道:“如果说,‘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思潮促使女性走出家庭,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是延安女作家群形成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由于日寇入侵而引发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对于抗日的不同态度,以及对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政策,则是形成延安女作家群直接的现实动因。”
投奔延安,是她们人生中的第二次叛逃,也可以将她们称作第二次出走的娜拉。韦君宜在回忆母校时曾写道,“天津南开女子中学‘南开新剧团’排演易卜生剧作《娜拉》,……至今,在末幕换上深色衣裙的娜拉站在台中央说:‘我原来是一个洋娃娃!’决绝出走的模样儿,还留在我的脑际。”
丁玲十八岁的时候,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跟着自己的朋友王剑虹奔赴上海。那时丁玲逃离的是封建社会,写下的是《莎菲女士日记》这样以小资知识女性为主角的作品。而现在,她又逃离了小资情怀,奔向无产阶级革命。
经历过五四退潮后的失落迷茫,出走过一次的“娜拉”们,这次以更加蓬勃的激情,在延安宝塔山的指引下,奔向新的目的地——延安。
■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8年前后的延安,是一个青春之城。
全国各地的青年涌向延安。丁玲曾经写道:“这里全是青年人,老年也好,中年也好,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陈学昭从西安出发,路上遇到三三两两的男女青年,他们“像朝山进香似的”,相伴来到延安。与陈学昭同行的,是一位姓温的小姐,她父亲是一所大学的校董。这位温小姐曾两次出走,都被父亲追回。父亲希望她在高中毕业以后再去延安,可是她等不及。于是父亲就给了她一些钱,这次她由重庆到成都,由成都坐飞机到西安。温小姐那时只有十三岁半,是一名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1938年的延安,日日都是热闹的。街上挤满了人,人们手挽着手,走着,说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在这里交杂着。这块土地物质贫乏,精神上却是丰富的、时新的。数不清的会议、报告、活动、聚会在这里举行。晚会上,“人们拍着手,台上与台下,唱遍了壮烈的抗战歌曲,又继之以拍手,接着演戏,又继之以拍手。”延安天天在变,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改良。几天不进城,就会跟不上时代。“墙头上有了新的壁报,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俘获多少……标语、街头诗,还有边中附小的宣传队的唱歌。”
在延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很小。没有鲜艳的时装,没有高跟鞋,没有脂粉味,女子们甚至孕妇,穿着军装打着绑腿在街上随意行走,自由而欢乐。
青春的延安,也给了初到延安的女作家以无限的热情。在她们眼中,延安不仅仅是政治的乌托邦,还是男女平等的乌托邦,是人性的乌托邦,这里仿佛没有丑恶,没有罪恶,到处都是平等自由,都是光明,一切都像镀了一层光。
落脚延安刚五天,丁玲就召集文艺座谈会,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她还在《红色中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中副刊》。
这种热情不只体现在文学上,到达延安的女作家们,对于文学之外的革命事业,也都投入了非常大的期盼。
丁玲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当红军,去打仗。1936年11月24日,她终于实现愿望,穿上土灰色的军装,戴上军帽,打上绑腿,北上定边。每天丁玲都要跟着部队走六七十里地,脚底磨起了大水泡,她就跟别人学着用一根线沾上油,从泡中间穿过去。在艰苦的环境下,她依然奋笔疾书,写下多篇战地散文。毛泽东称赞她:“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定边,丁玲晚上跟妇联的同志们到老百姓家中看女人们剪窗花、做布老虎,听信天游。大城市来的摩登女士终于跟陕北来了次亲密接触,这让她新奇、激动,干劲十足!
到了延安的韦君宜,把自己打扮成军人的照片寄给家人。她很快随队前往晋西北,调研农村“青救会”、“妇救会”等革命组织。从延安到晋西北首府兴县,她徒步走了两千余里,几乎就走在战场的边上。一路上,“访百姓、访农妇、居农家”,到达兴县时已经是春季了。
“戎服更非慈母线,风霜改尽旧时容。”脱下时装,换上军装,由文青摇身一变成为女汉子,她们却没有丝毫失落。虽然“脂粉高跟鞋,高楼大厦之类思之若在云雾中矣”,但她们依然喊出这样豪情万丈的口号:“闻道将军新破虏,愿随旌旗指河东。”
■ 文学走到另一个世界
当然,对于女作家们,写作依然是最有热情也最擅长的事业。在延安,她们的写作生涯的拐点,正悄悄来临。
1940年,远在香港的萧红写下了《呼兰河传》。在这本小说里,她隐去了家国情怀和革命热情,张扬个性与自我,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千里之外的中国西北角,以丁玲为首的女作家们,却渐渐将笔触转向工农革命:苦闷而孤独的莎菲女士披上了革命的战袍,成了霞村中的乡村青年女子贞贞,成了抗战医院中的女大夫陆萍,小资的个人主义情怀渐渐消逝,国家与革命的价值取向走向台前。在前线,丁玲写下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战地散文,内容转向描写工农革命军,转向革命将领。
当时,这些转变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这样一批经历各异、个性迥异的作家们,齐集延安,在价值取向上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那时,“延安文学”的界定尚不清晰,延安作家的作品依然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远离工农阶级和革命战争。
直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正式确定了党的文艺路线。女作家的转型之路才正式开始。
最初,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养尊处优、来自大城市的她们,如何才能跟工农革命结合在一起呢?迷茫、焦虑、慌张和无所适从的情绪在她们中间蔓延。
“最初,当座谈会之后,我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写作,认为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情感,自己在那个时候是茫然的,不知道今后应从何处着手来从事写作。”“我对自己写作的前途和信心愈少,愈加悲观。”陈学昭在后来回忆这段时期时写道。
草明也有相同的感受。在听完《讲话》的当晚,草明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与“延安文学”差距很大,“大家心里都品味着这服略有苦味,初感难咽,但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来说却是终身受用的良药!”
最初的迷茫过后,她们也渐渐找到了一条道路。既然是从城市出来的,那么就去农村吧,去真实地感受一下农村生活。
陈学昭坐在了纺车前面,“这样原始的工具!”她发出这样的感慨,可还是耐心地学起了纺纱,并且在其中体会到了人生的道理:“它教你耐心,教你不要主观,要切切实实。你要偷巧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第一天就纺出匀细净洁的头等线来。”
转型后的陈学昭,作品的取材更为多样了,也更为贴近现实,“叙事风格也一扫以往那种幽怨、缠绵、阴郁的情调,变得激昂、硬朗,甚至还带几分粗粝。”
草明也到基层去了,去张家口宣化炼铁厂、镜泊湖发电厂、哈尔滨邮政局,在这些地方,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草明的文学人生也从此转向,“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分界线,就是说过去的十年,我还不懂得要到工农兵里头去,所以,怎样向工人学习呀,改造思想呀,都不懂。到了延安以后才逐渐学会的。”
丁玲也说,“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他们,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1942年6月15日,她在《谷雨》杂志发表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表明她进行文学转型的决心。
反映农村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丁玲转型后最成功的著作,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迷茫和痛苦的转型期之后,女作家们的作品与上世纪20年代时已经截然不同。不再用伤春悲秋式的愁苦叙述,不再用天真梦幻的文艺手法,她们拿起手中的笔,去写农民,写工人,写战士,写这些与她们青年时的生活相距甚远的人们,这是另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
多年后,当陈学昭谈起文艺座谈会时说,“在座谈会之后,我才找到了我新的写作的生命。”
■ 半世纪后的回响
半个多世纪之后,回望那时的左翼女作家们,可以清晰看到,延安是她们全部人生中绕不过去的一站。
丁玲在延安结识陈明,相伴走到了人生的最后。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当时“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
1981年开始,在陈明的陪伴下,丁玲重访了一生中几个最重要的地方,其中就有延安,在应邀给延安大学的学生讲话时,她说:“如果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以后的50年。”
延安,是丁玲爱情的归宿,是她文学创作的转折点,更是她后半生的起始点。对其他女作家来说,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离开延安的女作家们,纷纷写出歌颂弘扬工农兵的文学作品,白朗出版了描写工人的长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女作家草明出版了描写工人的中篇小说《原动力》。
离开延安后,这批女作家的人生轨迹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五十年代,她们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着,写书,任职。在“文革”时期则遭遇同样的磨难,集体沉寂。在“文革”结束后,她们又都拿起了笔,继续着未完成的事业,未写完的书。
在1946年,陈学昭动笔写《工作着是美丽的》。经历解放战争,直到1948年底才完成了上卷。之后断断续续写第二部,陈学昭满头的黑发写成白发,终于在1979年,两卷全部完成。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记叙了陈学昭的人生经历,也记述了从上世纪初到七十年代末,一个女知识分子的不平凡之路,字里行间诉说着文学思想的转变。“从闭塞保守的农村小镇到开放而殖民地化的大城市,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巴黎到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从千里冰封的东北平原,到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都留下了女主人公李珊裳坚实的脚印。”阎纯德在《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中写道。
陈学昭的丈夫何穆,在延安时升官、出轨,与陈学昭离婚,之后陈学昭一直未再嫁,孤独终老。
在晚年,丁玲创办并主编文学杂志《中国》,致力于培养年轻作家,发表了遇罗锦、北岛、残雪等人的作品。在她的人生暮年,被“文革”搁置的理想和热情,以这样的方式迸发出来。
1998年,在“文革”中备受摧残的韦君宜,晚年写成《思痛录》出版,这本书里,她回忆了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种种运动,将“左”的错误从头到尾数落一遍。有文学评论家说,很少能有人像她一样把“左”的思想完全倾吐。她不但思考了自己的一生,思考了自己的革命生涯,而且也思考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韦君宜写道:“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这已经不是六十年前斗志昂扬充满青春张力的笔了,可是执笔的还是那时那样的人,拥有决绝的勇气。她们将最狂热的青春与最纯粹的理想奉献给了延安。走出延安后,历经风雪人间,赤子之心却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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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新丽
电影《黄金时代》里展现的萧红一生的感情之路让人目瞪口呆:19岁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未婚先孕,怀着未婚夫的孩子与萧军恋爱,之后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合。
而左翼女作家丁玲,一生爱过四个男人,年轻时甚至还与冯雪峰、胡也频在杭州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延安的时候,她更是不顾世俗眼光,与小她13岁的陈明结合,直至终老。
辗转于多个男人之间的女作家们,追求爱情自由,追求思想解放,即使在现代人看来,也有些出格和讶然,遑论在那个时代,中国刚从封建社会迈出蹒跚的第一步。
不过,在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黄万华看来,她们这样复杂的感情经历,与这样自由开放的女性思想,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很正常的。
这样的人生选择首先是她们的个性使然。对于自由的热情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全面反叛,恰好吻合了“五四”以后的思想启蒙风潮。“她们在这里找到了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平衡,这恰恰是非常具有号召力的。”黄万华说。
同时,我们必须得承认,那时尚未有一种社会形态,强大到可以指导国民的生活。“当时不管是国民党的社会形态,还是共产党的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牢牢主导社会。于是,当‘五四运动’喊出社会解放和个人解放的口号时,女性解放恰恰与这两者都契合。”
她们的多次婚姻和爱情,不只是个人道路的选择,更是文学道路与政治道路的选择,这是当时特殊时代赋予她们爱情的特殊意义,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她们的婚姻。
“我们现在看到丁玲和萧红有数次婚姻,跟那个时代的女性追求有关系,丁玲跟胡也频也好,跟冯雪峰也好,都是在寻找自己的女性出路,感觉获得了一种知音。”黄万华说。本身就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丁玲,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就一点点从个人主义偏向左翼,其间她不断遇到不同的人,而这些人,其实都与她当时的政治诉求和文学诉求相关。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雪峰是左联的筹建者。与这些人的恋爱和结合,对于丁玲来说,不只是选择了一个人,更是选择了一种方向,一种立场。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萧红们并不能代表当时整个社会女性的状况。当时绝大多数的普通女性,依然受制于包办婚姻和封建礼教,此时,她们离女性解放的道路还非常非常遥远。
不过,也因为如此,萧红与丁玲们的爱情之路,吹响了时代女性解放的号角,虽然只是凤毛麟角,但是她们身上所闪现的自由之光,依然可以照亮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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