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山东大学(青岛)——
听华岗校长讲政治大课
2014年10月1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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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校刊《新山大》做编辑、记者,有幸近距离聆听华岗校长在大学路校园中心广场讲政治大课。那时,每到周六(隔周)下午,中心广场便人山人海,除了山大师生、家属外,青岛市的机关干部、中学教师、工商业者、文教系统的人士,都踊跃前来听讲。石阶上,树荫下,草坪上,处处坐满了拿着笔记本边听边记的人们,用曾呈奎先生的话说“那场面很大了”,成为大学路校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田广渠
1950年1月,华岗首开讲座
华岗这位老革命家、马列主义理论家,于青岛解放不久的1949年9月20日,从香港乘船到达青岛。华岗夫人谈滨若同志告诉我,“老华”所乘船只原定在上海靠岸,准备从上海去北京,由中央安排工作,因国民党不断派飞机轰炸,船只好驶来青岛。他的老朋友,青岛市军管会主任向明热情地接待了“老华”。当时,华岗的肠出血病正在发作,呼吸系统也有症状,需要医养。向明“爱才如命”,一再向华岗建议:“你先留在青岛养病,山东文教界很缺干部,你还是留下来吧,中央的手续我去办。”
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养病。向明即指示驻山东大学军管会代表罗竹风等人前去探望华岗,征求他对办好山大的意见。之后,他先后担任了山大校委会主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刚解放不久的山东大学,正处在由旧大学向新型大学转变的时期。华岗高瞻远瞩,紧紧抓住政治思想教育这一关键环节,亲自登台讲政治大课,让师生员工认清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1950年1月7日,华岗首开讲座,他以《怎样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共同纲领〉》为题,讲了近四个小时,既有理论深度,又密切联系实际,甚至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位老教授听后说了八个字的心里话:“如沐春风,如饮甘霖”。校刊在报道这次政治大课时描述:“大众礼堂、学生会及大众音乐团办公室均拥挤不堪,窗外与走廊都挤满了听众。到会人数之多,为本校有史以来所未有”。
华岗在讲授《共同纲领》之后,又接连讲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义论》,其间,还在这里做了多次形势报告。1953年3月开始系统讲授《辩证唯物论》,直至1954年12月。华岗在回顾这段情景时说:“为了动员启发和解答问题,并且也为了督促自己学习,我接受了学习委员会所分配的任务,大约每隔两星期或三星期对大家做一次学习报告。其间,因我患病或进行时事政策学习,曾经中断一个时期,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下来了。”
几小时讲座出口成“论文”
华岗给人们的印象是儒雅、睿智、端庄、有条理。他曾在国民党监狱中饱受折磨,身体健康状况欠佳。一次听报告时,保健科的一位大夫悄悄告诉我,华校长来之前在家里打了一针兴奋剂。但只要一坐在讲桌前,便声音铿锵,有板有眼,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听众。华岗讲大课没有讲稿,手里只拿着写有简单提纲的小纸片,完全根据自己的思路来讲,常是几个小时讲下来,记录者不用什么加工,就复原成为材料准确、逻辑严密、语言精炼,甚至连一些“引文”都一字不差的论文。
每次讲完,记录者(固定的几位文史系高年级学生、机关干部)都连夜加班整理,第二天上班后就通过其秘书王启新送华校长审改,曾经担任过《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校长熟知办报流程,不管怎样忙,总是抽时间尽快审改,并及时让秘书送回校刊编辑室。稿一到,我们几个编辑便一起忙活起来,要确保在当期的《新山大》上刊出。学校印刷厂是手工检字,从检字、排版到印刷,虽每个环节都争分夺秒,中午不休息,加班到深夜,但每讲三四万字的工作量(4-6个版),还是要两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印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作为广受读者期待的华校长讲稿,一直都能在同期《新山大》刊出,按时送(寄)到校内外广大读者手里。校刊《新山大》虽是校内报纸,但订户遍及全国。1955年6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将华岗讲稿集结,出版了《辩证唯物论大纲》。
市委市政府干部领听课券
大课办公室设在政治辅导处宣传科,负责大课的安排和组织工作,宣传科长徐经泽成了大忙人。他说,每逢华校长讲课之时,青岛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就来电话说,全体市委、市府的干部都去听课,请尽可能留一点地方,后来因人数无法控制,他们内部采用了发听课券的办法。
同时,济南《大众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等都会派记者来,我们负责接待安排住宿。学校招待所相当简陋,就是学生宿舍,一张大床。政治大课讲完后,记者们都要留下住几天,等当期《新山大》印出拿到手以后,他们才买火车票赶回去,然后全版登出。因为当时没有录音设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记录,也只好用这个办法。后来得知,不仅这三家报纸,其他一些报刊也纷纷转载,如《文汇报》当时虽是四开小报,也增版刊出每次讲稿。山大的教职工谁被留在办公室值班,不能去听讲的话,是很不情愿的。
华岗讲政治大课,在校内外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翻看了当年的一次《国立山东大学总结》,其中对此评价说:“从大课开展以来,山大马上活跃起来,面目为之一新,成绩是极其显著的。”很多教师、干部自发给校刊写稿,畅谈他们的学习心得,我们先后编发了这类稿件六十余篇。副校长、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从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开创了培育鱼类新品种的先例,他在《生物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深感:“生物科学的发展与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分不开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重新修订了他们过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60多年一闪而过,历史的烟尘并没有淹没老山大人对当年华岗讲大课的记忆,至今大家一谈起山大,都会清楚地描述当年听课的盛况和收获。大学路中心校园广场(现海大水产馆前)被称为“传播马列主义的‘圣地’”,成为校园的一大文化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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