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朗诵会上,顾彬拿着自己2013年出版的诗集。
顾彬(左)和包悟礼在诗歌朗诵会上。
1978年,33岁的顾彬开始学习汉字和中国文学,想不到这一研究就是30多年。2011年,顾彬从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岗位退休,一年中有9个月呆在中国。他的身份很多:学者、汉学家、翻译家、诗人、散文家。
但他更被中国人关注的,是他对中国文坛口无遮拦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有意思的是“攻击”背后千姿百态的中国人心态,有人反对,有人挺他,说这个外国人说出了自己不好意思说的话。
文/片 本报记者 郑雷 实习生 周一
五粮液 与二锅头
9月11日下午2点,在中国海洋大学办公室旁边的大教室里,顾彬下意识捋了一下额前的白发,走上讲台,拧开一个白晃晃的金属酒壶,这是他给客人的酒壶,斟满一个酒盅；接着拧开第二个酒壶,这是他随身携带的,倒满自己的酒盅。下面人猜测里面装的可能是53度白趵。
站在顾彬旁边的,是和他年纪相仿的德国作家包悟礼,这个名字是顾彬起的。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是二人的诗歌朗诵会。
“为了你们的健康,干杯!”顾彬说着,和包悟礼举起酒盅,一饮而尽。
作为一个外国人,顾彬对中国白酒的感情,恐怕比许多中国男人都要深得多。关于他的酒量,江湖上传说很多。数年前,顾彬的好朋友、诗人王家新总是请他喝二锅头和五粮液。而对于白酒的熟悉,也间接给顾彬带来了麻烦。
2007年,“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在北京举办,当着近百位中外学者和学生的面,顾彬说,1919-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而1949年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因为不像他们的前辈,1949年后的中国作家外语水平和语言水平实在太差。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当场驳斥,顾彬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让他和众多学者很不爽,而且顾彬的评论太娱乐化,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态,这个观点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论坛上火药味十足,挺顾彬和驳顾彬,学者也分成了鲜明的两派。
顾彬懂酒,他觉得,中国现代文学需要很长时间来看懂,就像五粮液一样需要慢慢品味,很有味道；当代文学可以翻看,看得很快,就像喝二锅头,喝个痛快,没有回味。而顾彬一直推崇的是精英文学,这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圆桌会一年前,顾彬已经被推到了中国舆论的风口浪尖。2006年,面对中国记者的提问,顾彬说,中国女作家棉棉、虹影和卫慧的作品是垃圾。见诸报道时,大标题却成了“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被媒体扭曲的德国人观点让舆论哗然,顾彬也一夜之间在中国出了名。
更讽刺的在后面,比起抗议和声讨声,更多中国人表示赞同这种观点,其中不乏学者和作家。事后有人说,顾彬被人当枪使了,借着德国人的嘴巴,中国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中国当代文坛过于乏力和平庸,中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而无论“垃圾论”还是“二锅头”,都让中国当代文坛惊出了一身汗。
“中国当代文坛垃圾论”炮制出炉后,一些学者开始正视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权和话语权几乎被国外汉学家垄断的事实。
不少学者心有不忿:虽说西方汉学经历几个世纪的沉淀,成绩斐然,然而汉学研究必须面对中西文化价值的不同,以及中西学术范式的差异。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中,是否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学界和西方汉学界,谁更有权力解释中国?
“对我来说,我们有没有权威是次要的,我也不关心权威。我希望我们能认真工作,希望人家会觉得我们过去写的东西是有意义的。”顾彬回答。
如今汉学热度不减。顾彬注意到,今年9月份,来自美国、俄罗斯等25个国家的33名青年汉学家来北京参加研修,方向涉及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当代社会和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我觉着这是很好的现象,因为我们离中国历史文本要远一些,外来的汉学家会提出新的问题和研究方法。”
外部批判 和内部批判
“《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中国作家的胆子太小,他们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态度有很大问题,他们‘玩文学’,而且一有空就喝酒吃饭吹牛或者写剧本挣钱,对文字缺乏敬畏”……这些经过媒体放大的话,让许多中国作家觉得,顾彬似乎是“批判”的代名词,而且丝毫不留情面。
中国人听不得批评。2006年“垃圾论”一出,许多与顾彬相识的中国作家开始回避他。在当时,他觉得“中国作家很脆弱”。
“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人,我们从小习惯听到批评、批判,习惯我们最密切的朋友公开批评批判我们。如果我在德国以外不这么做,那么我就不是我自己。”
在顾彬看来,中国作家对他的回避,近年来有所转变。“现在我批判的作家,他们对我越来越开放,好像他们不一定会怪我,也不一定会避开我,好像中国文坛开放一点了。”这也让他觉得很多中国作家其实很强大,比如诗人群体,又比如王安忆这些女作家。
这位中国朋友眼中性格耿直、不会耍滑头的德国老头,在批评了阎连科的一篇中篇小说后,阎连科告诉他,“你说得对,我这篇小说确实写得不好。”阎坦率的态度让德国老头很吃惊:“他这么开放吗?”而2008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顾彬遇见了被他点名批评过的莫言,两人客气地握完手,莫言对他说,“顾彬教授,欢迎你继续批评。”
不久前顾彬和毕飞宇见面,俩人坐在一起聊天。“他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我们都很客气也很高兴,这是正常的。”顾彬觉着,如果大家老是同意别人的观点,就太无聊了。
毕飞宇曾经说过,抛开顾彬说了什么热闹的话题不说,倒不如思考一下为什么顾彬在中国会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人们总是把民族的差异、国籍的不同看得很重,很敏感,但我认为没有必要。”
在顾彬眼中,中国作家群体对外国学者的批评接受度越来越高,但他们自己内部,却总是互相赞扬,少有批评的声音。
在中国海洋大学德文系的朗诵会上,包悟礼告诉坐在下面的学生,他和顾彬都是德国北威州作家协会的成员,而顾彬是现任会长。德国几个作家协会的聚会活动,是顾彬和德国作家们所看重的。“我们北威州地区的作家,每个月都会见面,谈论各自的作品。我们不是互相歌颂,相反,我们会互相批判。我们会很认真地谈论某个人刚刚开始或者刚刚完成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坦率地告诉对方,这句话不行,作品的内容不行或者结构不行。这个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中国作协开会,很少批评会歌颂什么都好。”
在顾彬看来,在中国作协的会议上,很少有人能站起来告诉莫言和余华,他们最近写的小说有什么缺点,缺点在哪里。
作品在抽屉里 放上20年再发表
在中国海洋大学德文系的朗诵会上,顾彬给学生们带来了自己的诗集《没有墨水的诗人》,一本中德双语诗集。这里面有他写给好朋友欧阳江河的诗,也有写青岛啤酒的诗。因为学者和汉学家的身份,中国学者和公众经常会忘记,这位白发苍苍的德国老头,还是一位诗人。
曾有一些德国学者劝顾彬,专心做学者,不要搞翻译,也不要写作。“不像法国和中国,德语国家没有文人的传统,作家、译者和学者,区分很清楚。”这让顾彬感到遗憾,“因为人的才华不可能只是一点。”
不久前,奥地利的出版社找到顾彬,想要出版他年轻时写成的文学作品。这些在抽屉里放了三四十年的作品,在作者顾彬看来,是年轻人的味道,“词汇不一样,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顾彬决定将几本尘封的作品进行出版。
这些年,也有中国作家向这位洋人请教,怎样拯救中国当代文坛?顾彬告诉他们,一些中国作家写的作品,应该在抽屉里放20年,到时候拿出来看一下,自己觉得还很满意,那时候再出版。
这曾被很多人看作“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顾彬也在切身实践。
“一个作家成功以后,最好不要接着出新作品,如果是诗歌诗集,我会建议把作品放抽屉里放一年,如果是小说,我会建议把作品放抽屉里放两三年。”
顾彬会经常批评中国作家的写作速度。“语言是作家一生的情人,但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一般不会花一天时间来考虑一个词一个字。德国当代作家如果写小说的话,他们一天最多会写一页,莫言呢,四十多天就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翻译成德文八百多页,如果是托马斯·曼,这个长度他要写三年。”语言是顾彬评价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标准,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是顾彬最仰慕的作家,在他看来,是精英文学的代表；而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的小说,在他看来,只能算是通俗文学。
顾彬现在每两年出一本薄薄的诗集,他觉着还是太快了,因为好的诗人,起码四年才能出一本诗集,“但是我到了55岁以后才开始每天写作,所以我不能再等了,谁知道我还能活多少年。”
如今顾彬已经在德国一个古老的出版社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除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中庸五本书,他现在正在写第六本:荀子。
顾彬一直讨厌中国文学的商业化气息。他说;“德国没有作家富豪榜排名。真正的作家不应该考虑市场的要求,真正的文学和市场应该分开。真正的作家,他们为文学写作,不能为了市场写作。”
在德国,即使最有名的当代诗人,一本诗集也就卖三百本,而优秀的德国小说家,在德国可能只卖出三五千本作品。“有名的作家,在大报纸或者电台上发表书评,就可以养活自己。”在顾彬看来,“文学不是奥运会,不能用销量和市场来衡量。”
顾彬和包悟礼两个小时的诗歌朗诵会很顺利,混杂着中文和德文,他们干掉了好几杯白酒。朗诵会刚结束,一名大一的新生赶紧跑上去,向他请教诗歌的问题。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