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家风、家训、期望都凝结一处
万金家书今寄何处
2014年12月1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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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丁与他的家书展品。(张丁供图)
家书渐行渐远,那种闻着纸香,读着含蓄而温情的话语的感觉,也离我们渐行渐远。
“家书抵万金”,那寥寥几十几百字,携带着亲人平时难于直面表达的牵挂与爱。这份中国式的含蓄连同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让家书几千年未曾衰落和消失。
时代正在前行,但当我们仔细品读龙应台、傅雷、黄磊、贾平凹等人写给儿女们的家书后,我们也许会发现,对于现代家庭那些解不开的难题,家书仍是那把传递文化与心声的钥匙。
本报记者 张榕博 贾凌煜 实习生 刘娇娇
只言片语,是解码历史的索引
电话铃一直没有响。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负责人张丁把抢救民间家书的热线与自己的办公电话绑定在一起。
偶尔一个电话打来,张丁都满心希望那是捐赠家书的热心人士来电。
可惜,大多数时候不是。
张丁突然意识到,自己坐在这里等待家书,已经十年了。
“家书抵万金”,对于拍卖市场而言,一些名人家书今天依旧是这样。但对于张丁来说,家书却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一段散落民间的不会撒谎的历史。
十年前,看到美国历史学者安德鲁·卡洛尔发起了抢救美军战争家书的遗产工程,张丁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着手搜集中国民间的家书。
但是事与愿违。
在这十年时间里,人们有了智能手机、全覆盖的互联网,电脑不断普及,飞机与高铁飞入寻常百姓家,肯花时间写和等家书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少了。
张丁越来越失望。在他心中,与其说家书是家人之间的沟通与表达,不如说是一个家庭的亲情史和教育史。
作为一个父亲,张丁很喜欢看别的父亲写给他们孩子的忠告。
80多岁的青岛市图书馆原馆长鲁海已经十年没给亲人写家书了,甚至不知道该怎么买邮票,但他的家庭曾经离不开家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儿子下乡插队,我在潍坊昌邑的五七干校学习,妻子一个人在青岛。那时候一年只能见一次面,于是经常会写家书。我说我的事,妻子孩子说他们那边的事,彼此祝福一下。”鲁海说。
不过,鲁海给长子的家书里从不叮嘱他学习,鲁海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都要向农民兄弟学习,怎么能让孩子逆着来?
对于家书里的只言片语,张丁更喜欢把它们当做解码历史的索引来看。因为家书作为中国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牢牢印刻着时代的烙印。
“从古至今的教子家书里,谈家庭伦理的最多,毕竟那时候家书是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父母一定会在书信里叮嘱一句:怎么做人、立身、励志,内容也不外乎读书、治国、爱国。”张丁说。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爱国主义一直是家书的主题。张丁记得,他看过几封父亲写给在美国留学的孩子的信,要他好好读书,学成之后回来报效祖国。在1997年,还有一位父亲写信给在英国的孩子,告诉他一定要看香港回归仪式,见证中国强大了。
知青时代的家书则多了几分谨慎,父母会教导子女听党指挥,听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不要犯了信仰错误。经历十年浩劫后,人们开始重新重视教育,“很多人错失了读书的机会,因此家书里,很多父母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
到了90年代,社会变得多元丰富,家书教子也在与时俱进:“一些父母告诫孩子,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并教导他们怎么看待入党,怎么看待信仰问题。”张丁说。
但家书就在这时渐渐稀少了,除了教师、知识分子以及军队里的战士外,写书信的人已不多见。
“长辈对子辈的关心越来越集中在吃喝上了。”张丁说,越来越少的教子家书,对于社会,也是断掉的一段历史。
字字斟酌,全是牵挂
“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地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我做父亲的只想做你的影子,既要随时随地帮助你、保护你,又要不让你对这个影子觉得厌烦。”
这是在1955年4月20日,傅雷写给孩子的一封家书。
鲁海说,家书就算不是长篇累牍,那也一定是字斟句酌。因为越是看不见自己的亲人和孩子,就越是牵挂和不安,字里行间都是担心。
心理咨询师赵丽梅说,过去,没有电话和网络,一个个天南海北的人,维系家庭靠的是带上了家人关爱、家庭文化、家风训诫乃至家族期望的家书。
鲁海至今仍然记得一件事,过去写给长辈的信件,一定要写上“父亲大人启”,而鲁海每次只写一句“父亲收”,结果父亲很不高兴,认为鲁海写信不讲究。
过去每户人家的中堂楹联上一定是这家的期望或者家训,而鲁海家的家训是“孝”和“义”两个字。这也成为每次父母来信一定要提及的事。“父母告诫我,你也做父母了,不能枉做父母。做任何事,不能害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让别人吃亏。”这些内容,鲁海后来也会在信里给孩子讲述。
如今,鲁海的长子已经60多岁,也是一位老人了,但是鲁海病重时,他依然为鲁海剪指甲、洗脚。鲁海笑谈,这与过去一封封的家书教育很有关系。
人们或许都知道《曾国藩家书》,但在过去的中国,这其实是一件千家万户都在做的寻常事。
孙氏家族在济宁曾被奉为“孙半城”,孙家的长者对于赴京做官的子弟,时常家信叮嘱。
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十日,身在济州家中的孙氏长者孙扩图从邸报上得知儿子孙玉庭在京进士及第,他立刻引用《朱子家训》数语,写信给在京城的儿子:读书的目的是做贤人,而不是当官,为官要心存国家,不能为了自己而安分天命。
在《梁启超年谱长编》里,最生动的文字莫过于梁启超写给儿女的信。
梁启超有九个儿女,总是聚少离多,特别是1923年到1929年,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共有五个子女在海外。因此,他们之间有大量的书信往来。子女个个成才,这也离不开梁启超的家书教育。
女儿梁思庄入大学两年后,该选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可是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讲得不好,思庄对生物学完全提不起兴趣。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适。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在父亲的鼓励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仪说,家书是写给看不见的亲人与爱人的,其中包含的内容与形式又构成家庭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书可以跨越战争、海峡,让难以见面的父母仍然能够成为子女的第一任人生导师。
科技是拉近还是疏远了我们
甚至有人留下一份穿越百年的家书。
科幻作家刘慈欣(《三体》作者)让女儿在200年以后开启这封信。“如果你们已经征服了死亡。”
“在这个超信息时代,一切物体都能变成显示屏,包括你家的四壁……这时纸一定是比较罕见的东西了,这时用笔写的字一定消失已久……你能够触摸到信纸的质地,也能嗅到那两个多世纪后残存的已经淡到似有似无的墨香……因为在你的时代,互联网上联结的已经不是电脑,而是人脑了。”
信中的一段,刘慈欣留下了一个设问句:“你是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这封信吗?”
这句话曾让许多人读完后,若有所失。
家书的渐行渐远无法逆转。记者联系了几十位国内文化名家,在家书传统保留最多的知识分子群体,家书也已经很罕见。
教育学家朱清时表示没想过这个问题,近代史学家雷颐谈的是家书的历史作用,梁晓声说已经习惯了用现代通讯工具与儿子交流,觉得没有必要写信给每天见面的儿子。
教育专家尹建莉的女儿上初中时寄宿,因交流不便就想出了俩人写日记记录事情,然后再相互交换的办法。日记保留至今,不过从那之后娘俩再也没通过纸张进行沟通。现今女儿在国外留学,一家人经常通过视频聊天。“你倒是提醒了我,以后可能会给女儿写些信,这很有纪念和珍藏意义。”
贾平凹、白岩松、黄磊、乐嘉、龙应台、舒婷、冯唐等文化人都曾经用家书跟儿女和亲人交流过。
“现在,纸面的东西被数字化的东西取代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难再坐下来、沉下心写这种东西。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写电子邮件或者是发短信、微信这些东西交流,快捷而且简单。以前像傅雷是因为远隔重洋,曾国藩是经历了兵荒马乱,所以过去可以说‘家书抵万金’。现在呢,通过手机和网络交流,那么它就会简单一些、草率一些,字斟句酌、深思熟虑这种成分就少了。一句话,时代变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泽逊说。
对此,张丁也在思索,家书真的已经过时了吗?
鲁海不想把家书的消失完全归结为技术的进步,毕竟技术的使用者依旧是人。而淡化了家族、家风乃至亲情的时代积弊,似乎更能给家书的命运找到症结所在。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新生认为,在工业化替代农耕文明以后,人们从家族中分离出若干个小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子女成年结婚后,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上彼此独立,传统家族,乃至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然淡化,经济社会的负效应又加剧了人们亲情的疏离感。
“今天时代的主题多元了,亲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已不需再有更多的叮嘱与牵挂,如今只需要一句问候或者祝福,似乎就够了。”赵丽梅坦言,消失的其实不是家书,而是家庭与人之间的那份维系的感情。
杜泽逊说,2005年以前,他每年要写200封以上的信,“但这几年,我写的信和收到的信都很少,这是一个大趋势,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凝结在文字中的 是网络无法表达的
“亲人只有一次缘分,无论这辈子我和你会相处多久,也请好好珍惜共聚的时光,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
香港知名电台主持人梁继璋把一封写给儿子的信公开后,很快流传于各大网站,很多父亲看后感触很深。
也有人问过梁继璋,这些人生哲理,为什么不跟儿子当面交流,而是选择了最传统的书信?
多年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赵丽梅这样看待书信与面对面沟通的不同。“文字沟通有着清晰的表达,可以过滤掉人们不必要的情绪。因为在父母与子女之间,语言上的沟通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引起孩子的反感,甚至逆反情绪。”赵丽梅说,如果把内心的话语写出来,不仅是对自己情绪的释放和宣泄,而且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人们会不断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否要把自己真正的愿望告诉孩子。
“亲子之间,内心的交流很重要,期望与失望都可以通过文字去表达,这是信息时代取代不了的东西。”赵丽梅说。
在儿子安德烈14岁那年,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离开了欧洲的家,到台北做公务员。这一呆就是三年半,龙应台跟“安安”的联系就是每天打电话,可电话打久了之后,就剩下“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
假期会面时,儿子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妈妈对坐于晚餐桌边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2003年,龙应台回归家庭。可等龙应台想要再去认识这个孩子时,安德烈已经18岁了,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龙应台觉得与儿子之间有了一座无形的墙,她的安德烈到哪儿去了?
“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斗士般的文化名人,她竟然也有诸多如我一样无法言表的烦恼,但她用细腻独特的笔触,宽容理解的情怀,坚忍不拔自我剖析的勇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和范本,供天下为人父母者、为人子女者,品读与参考。”幼教专家罗彩云说。
选择用家书与孩子交流的不止龙应台。比起演艺事业,演员黄磊更在乎父亲这个身份。他用书信告诉女儿,自己的初恋是在18岁,但真正的、最珍贵的爱情,是和自己一样深爱着孩子的妈妈。爱,不用专门学习或磨砺,只要相信爱,并且愿意付出和坚守,其余,就要自己体味了。
明星的家书被网友热捧,赵丽梅认为,那是因为久违的家书触动大家内心的情绪,引起了共鸣。“这是一种文化的集体潜意识,不自觉地显露出来。”
杜泽逊也在反思:现代社会运转速度太快,每个人都疲于奔命,没有闲暇关注身边的亲人,即使每天用短信、微信联系,也只是消遣好玩。“现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写信可能会有特殊效果。一些很庄重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如果写信的话,它的效果会好很多。”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奔放、外向,中国人的表达很含蓄,爱是凝结在文字、语句当中的,这是电脑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的。再说使用文字与书信,也是我们民族已经习惯的传统。”赵丽梅说。
赵丽梅有一个小建议,在孩子毕业、成年或是生日时,父母不妨拿起笔写一份家书给他,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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