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木片开启的家国史
2014年12月1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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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几千年来一直是家族思想传承的“留声机”。那些看似普通的书信集与札记,其实是人们只有对自己家人才敞开心扉的话语,其中透露出的人生哲理与时代信息,不仅是家族思想的凝华,对整个国家也是一段不会撒谎的历史记忆。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张榕博 实习生 刘娇娇
最早的家书是什么样的?答案可能是两块木片。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郊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均是两面墨书秦隶,内容为从军出征的士卒“黑夫”和“惊”兄弟俩写给家中兄弟的家书。据专家考证,这两封家书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即公元前223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封家书。
没有高铁、飞机,没有电话、手机,更没有视频网络,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简牍和纸张成为离别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络方式,于是人们常说:“见字如面”。
从汉代开始,家书应用更加广泛,到明清两代则是古代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大部分文人学士的文集中都收有家书。在这些璀璨的家书中,尤以《曾国藩家书》最能带给读者做人处事的心得。
故李鸿章曰:“曾以一生的睿智和圆通之道,全在其家书中耳,若能深读之,必可实现人生之砺至。”这部书也是风靡近两百年的教子“圣经”。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推崇《曾国藩家书》为“牢不可破的人生十三经”。
“过去写信是一件麻烦事,书写要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生怕一封家信寄过去,亲人们却因为字迹潦草,或者途中沾水而看不懂。”青岛市图书馆原馆长、历史学家鲁海说,因为父辈一封封工整家书的熏陶,时间久了,自己也练出了一笔好字。
的确,无论是黄庭坚的《答洪驹父书》、欧阳修的《与十二侄》,还是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骆宾王的《与情亲书》,如今都成为书法界乃至史学界不可多得的“墨宝”。而曹操的《戒子植》,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以及《朱子家训》、《弟子规》,带给亲人们的不仅是熟悉的笔迹,还有长辈的“字传身教”。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程奇立说,在影响齐鲁文化的二十八个文化世家当中,满清开国状元傅以渐、海源阁藏书世家、济宁官宦家族孙氏以及兴城王氏、诸城刘氏等文化世家,均注重通过家书来传递家世以及家训,后人则专门将家书编纂成集,供家族后人学习,也成为今天研究者研究家族文化与历史兴衰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今天人们得知的耕读兴家、诗书传家、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等文化世家的家训便是通过大量家书与家信保留下来的。
或许,感受到了某种相似的担忧,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在给儿子安德烈留存了大量家书以后,又试图通过官方的力量,争取一个名为“国民记忆库”的工程在台湾上线。国民记忆库是搜集每位国民的生命记忆,而这些个人生命史汇集起来便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她试图通过这个计划来打开民众“记忆的抽屉”,通过这些庶民的记忆拼图来丰富、还原、解构真正的国家历史。
家书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灭的“记忆存留”,家书所传承的文化与历史内容,已是国家历史的一份遗产。
作家苏叔阳认为,家书不仅是家国历史的记忆,而且是民族心态变化的记忆仓库,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得以传承；家书记录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礼仪,体现了一个国家真正的风气；家书也是自然形成的内心情感流露于笔端的私人书法作品,更能体现作者的思想和个性。
“家书不仅仅是一家之书,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不可更改、不可缺少的珍藏宝物。”苏叔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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