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研院”院士为何缺了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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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研院”院士为何缺了钱穆

2014年12月2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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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国涌
　　钱穆无疑就属于这样的“遗珠”,当然,他的学术贡献并不因此而减少一毫的光芒。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著作今天仍有生命。
　　1948年6月20日,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此前,3月27日,“中研院”评议会已在南京先后五次投票选出了八十一位院士,因政见而为国民党当局所不悦的郭沫若、马寅初也在其中。后世对此颇有好评,也可见这次院士评选之公正、像样。
　　为此在评议会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曾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议。1947年10月27日,代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列席评议会的夏鼐在日记中详细记着,关于郭沫若的提名,朱家骅认为他“参加内乱,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本栋说“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说“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列席会议的巫宝三起立反对,认为“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说“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也认为应以学术立场为主。双方各发表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夏鼐因系列席者无表决权,不能参加投票,起立说:“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唯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14票对7票通过郭沫若仍列入名单中。
　　胡适、傅斯年与郭沫若政治立场不同,但在最初提出的考古方面候选人名单中均有郭沫若。在这次选出的院士中,史学方面有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诸人,没有钱穆。对此,相隔十八年钱穆仍心有不平。1966年春天,“中研院”将举行第七次院士会议前,有人拟提名他为院士候选人,托其弟子严耕望征询他的同意,但他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严耕望认为他之所以被摈于八十一之外,是因学派门户之见:“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余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自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遭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1947年5月22日胡适提名的候选人是陈寅恪、陈垣、傅斯年、张元济,傅斯年私下拟的名单上有二陈、顾颉刚、蒋廷黻、他本人等,确实都无钱穆在内。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提及因他和陈寅恪都是史语所的职员,史语所不愿提名,希望由北大提出。为何他们可以容得下政见不同的郭沫若,却排斥学术见地不同的钱穆?严耕望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但从夏鼐发表在《观察》周刊1948年11月27日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来看,很可能还有另外的因素使当时主办院士选举的学界中人排斥钱穆,那就是他的学历背景。
　　在当选的八十一人中,留学美国的有四十九人,占60.5%,留学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有二十八人,无留学经历的仅六人,四人有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两人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毕业。虽然主事者极尽所能,试图保持公正、像样,乃至为郭沫若的入选而发生争论,但就他们的提名来看还是讲究出身来历的。像钱穆这样两头不靠,既没有张元济那样的旧科举功名,也未曾到欧美留学,甚至没有进过本国的大学,与胡适、傅斯年他们素无渊源,这才是他被排除的更深层的原因。钱穆《师友杂忆》中提及,当《国史大纲》出版之后,张其昀告诉他在重庆遇到傅斯年,问及对此书的意见,傅斯年回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指出钱穆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说:“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无语。此事可见傅斯年对钱穆的看法,尤轻看他没有欧美留学背景。夏鼐当时的文章开篇就说:“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感。”钱穆无疑就属于这样的“遗珠”,当然,他的学术贡献并不因此而减少一毫的光芒。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著作今天仍有生命。
　　(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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