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背后的“有关部门”
与出租车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导致改革难以推进
2015年01月0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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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近日,滴滴和快的专车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8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专家称,风波背后隐含的,是依靠行政垄断而获取巨大利益的出租车公司,与高举自由竞争权的市场化新兴企业之间的博弈。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要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在出租车这个高度依赖行政审批,且已形成固有利益集团的行业,改革几乎未见。
或许真如专家所言,只有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才能让这个行业迎来市场之风,扫除既有积弊。
“一刀切”不符合交通部16号令
1月8日晚,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滴滴专车”等互联网专车与传统出租车行业并不矛盾,不能一概定性为“黑车”。
据了解,今年1月1日起实行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部16号令)中明确提出,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出租汽车发展规划,发展多样化、差异性的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顾大松说。“主管部门的重心,应该放在鼓励发展,而不是限制查处上。”顾大松认为,现在一些地方直接“一刀切”将互联网专车定性为“黑车”,明显不符合16号令。
而且,此前他所在的中心,曾专门邀请一般出租司机和互联网专车司机,共同座谈后发现,由于定位的目标客户群不同,二者并没有明显的矛盾。“专车的优惠是市场化行为,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顾大松说,现在很多城市出现道路拥堵、打车难等问题,相关部门靠限号方式解决,引发许多争议,而互联网专车的出现,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相关部门为何不以共享、便民的思维,而非要限制、取缔这些新生事物呢?”他反问。
“祸起垄断”,总理发话也没改观
根据王克勤统计,从2002年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发生过150多起出租车行业罢工罢运事件。
“出租车行业所有问题的祸根只有一个,就是垄断。”1月8日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原《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被誉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的王克勤直言不讳地说。
2002年,历经半年多艰苦调查,采访百余位出租车司机,众多出租公司经理及相关政府官员和学者,王克勤在《经济观察报》上以5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报道,揭露了北京出租车市场上存在的出租公司靠“黑”司机钱发家等内幕,引发巨大轰动。他还将出租车司机称为“新时代的骆驼祥子”。
随后,前后两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均认为出租车行业存在“严重问题”,温家宝还要求以北京为试点,对全行业进行“全面”、“大力”改革,北京相关部门随即进行了响应。
但是,十余年间,情况却并未有实质性改观。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各地出租车司机每天依然都要面对沉重的“份子钱”,而油费和维修费却需要自理。
所谓份子钱,即出租车司机按月交给出租车管理公司的运营管理费、税费等众多费用,它也是后者主要的收入来源。
据了解,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出租车行业,经历了自由发展,限制发展以及有偿出让,数量控制等几个阶段后,自2004年起,开始实行行政许可经营,大多数地方均以“公司化”名义将出租车集中到少数公司进行经营,而出租车公司也以“管理费”、“税费”等名义收取“份钱”。现在市场上个体司机已经少之又少。
“这些公司不需要承担市场风险,而是旱涝保收。”前述东南大学副教授顾大松认为,尽管这项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依据,但到了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今天,显然已经很难跟上时代要求。
顾大松认为,这样的公司只能说是一个“空壳公司”:以公司名义,垄断行业,继而获取大量利润。
王克勤甚至以“卖毒品”来类比出租车公司所获取的超额利润,“这些钱既不上交国家,也不惠及社会,而是进了私人老板和某些部门的腰包。”最终危害的,是打车的消费者。
归根结底,还需要高层下决心推进
“哪里有市场,哪里才有自由。”8日晚,王克勤对本报记者说,城市出租车的投放不是根据市场需要,而是根据领导决定,人为地设置市场准入条件。不是充分放开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导致物以稀为贵,由权力垄断泛生的经营权,凭空获得巨大价值,从而产生了一个依仗权力生存的‘权力寻租者’群体,即所有出租车经营权拥有者群体。
而互联网专车的出现,让背负沉重制度负担的出租车司机们,似乎也看到了另一线生机。
“要不是现在取消滴滴(专车),我都已经准备改行开‘专车’了。”8日下午,一位济南出租车司机告诉本报记者,他现在每月交约4000元份子钱,“超过了挣的钱。”而使用打车软件运营“专车”,每个月收入可以过万,“多的能到2万。”
互联网专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撬动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制度。东南大学副教授顾大松认为,专车已经在“倒逼原有的出租车行业进行改革。”
这样的倒逼式改革,注定要触碰某些既得利益者。
“现在的情况是,出租车公司绑架了某些相关部门。”对此王克勤认为,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成为坚固的利益结合体。”要触动这样的利益群体,难度可想而知。
“我认为,归根结底还需要高层领导下决心,自上而下大刀阔斧地推进,才可能最终改变这项制度。”谈及解决前景,王克勤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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