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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人
如果有人想描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奇人物,我建议选取苏曼先生作为蓝本。如果有人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多么博学的人物,我也建议以苏曼先生为例证。
1959年秋,山东师院中文系招收了240名新生,编为四个班,我在四班。那时的山师,只有三座教学用的楼房,据说是余修副省长主持修建的。房顶都是一水儿的翠绿色琉璃瓦,套用某笑星的术语,那是相当的壮观。三座楼曾被戏称为“千佛山下三座庙”,也是上世纪50年代“反浪费”的“典型案例”之一。中间一座最大,当时叫“文化楼”,东边的叫“教学一楼”,西边的叫“教学二楼”,倒也容易记忆和辨识。中文系在教学二楼。当时,几乎所有课程都是大班上课,240人齐刷刷地聚集在一间联合教室,真是蔚为壮观。只有外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等少数语言课,才小班上课。
教授语言学概论的是苏曼先生。学兄们私下说,这位先生可“不简单”,头上的帽子就有两顶:一曰“教授”,二曰“右派”。也有人奋起反驳,说仅仅是“讲师”而已。对于前者,学兄们似乎兴趣不大,因为并非苏曼先生“专属”；而对于后者,却非常新鲜,可能是因为“稀缺”吧。苏曼先生的外貌,就非同寻常:硕大的脑袋,庄严地安装在不足1米6的身材上,显得异常招眼。稀疏的头发,每一根都安排得恰到好处,从无散乱失态。脑袋大,就证明学问多,是否教授,学兄们也就不太计较了。苏曼先生一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发音的音程、音速、口型……都准确到无可挑剔。要知道,我们那个年级里,可是有不少学兄是探听、通晓学界典故的专家,尤其是诸师的学养、家世、癖好、祖籍乃至主要流传在老师们之间的外号,也都门儿清。用时下的尊称,或许就应该叫做“学霸”吧!
苏曼先生讲到国际音标时,就由他的助教崔西璐先生帮助,把各种图标一一展示在黑板前。为了让大家明白国际音标的好处,他特地让崔先生事先挑选出各地方言的“代表”发音。我是潍坊人,就让我说“好是好,就是老了”,土得真是“掉渣”。班长赵玉清是滕县人,就说“勒福(二叔),老福(老鼠)掉进非冈(水缸)里,福得福得的(胡达胡胡的)”。学兄王斯密籍贯郓城,他表演的是“爱尔哼哼哈啥汤”(昨天晚上吃的什么饭)”。淄博的学兄真真切切地甩掉了所有“儿化音”,让大家听到“小孩”、“铜钱”、“眼眼”、“麻线”之醇正的淄博版。日照的则演说起“登边出了个恒益头,腾衡腾衡”(东边出了个红日头,通红通红)……然后苏、崔二先生就指导我们用国际音标一一注出。每种方言的表演之后,往往是哄堂大笑或交头接耳。出了名的枯燥的语言学概论课,居然变成了各地方言的纠正课以及同学之间感情的交流课。匆匆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真不能不敬佩当年老师的苦心孤诣、用心教书。
但不久,苏曼先生就迅速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谁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也无从得知他的过往与生平。老同学相聚,也很少有人能够描绘出这位像“流星”般掠过我们课堂的老师的背影。
最近,我却无意中得知先生的履历,极想写出来以供也如我一样渴望知道先师行状的学兄参考与批评。如下:
苏曼,又名苏漫、苏上达(1898.4——1972.11),辽宁辽中人。先留学日本,后赴美留学,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1926年任上海民国大学教授。曾任沈阳商务印书馆经理、沈阳东北交通用品制造厂经理、天津精华书局经理,被民国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新疆省银行经理,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省设计委员会副委员长。1934至1944年被盛世才投入监狱十年,曾与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关押在一起。盛世才离开新疆后苏曼才出狱。此后先后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山西大学等校的工管系任教授。1955年8月起任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降为讲师。1968年被捕入狱,被关押10个月。1972年11月在聊城病逝。著有《广告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广告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等。
如果有人想描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奇人物,我建议选取苏曼先生作为蓝本。如果有人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多么博学的人物,我也建议以苏曼先生为例证。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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