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被称为“公车改革第一人”。
1月25日、26日,发生在北京的两次中央机关公车拍卖溢价之高,让小伙伴都惊呆了。
71%与77%的高溢价,大大高于普通二手车的溢价与地方党政机关二手公车的溢价。普通车也就是20%左右,地方公务车拍卖会的溢价在30%左右。
对于这种高溢价,我只能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是中央机关的公车保养得好极了。其实每一辆公车的窗户上都贴有该车的状况介绍,包括出事故的修复情况,工作人员还可以打开发动机舱便于有意者查看,但是不能试驾。因此,参与者对车况有最为详尽的了解,这样,才提起参与者的兴趣。
至于溢价为什么这么高?你懂的!公车司机勤于修车,让公车平平安安,再补充一点好的音响器材,领导也就更加满意了。
二是现场拍卖与网上拍卖结合,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参与者,也抬高了二手公车的价格。大家关注度高、参与度高,必然产生一种聚焦的效应。
三是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租车公司较多,因此出现一人拍卖9部车的盛况,实际上是租车公司的老板。可以肯定地说,地方的二手公车拍卖是不会有这么高溢价率的。
参与拍卖的毕竟是极少数人,但是,大家关注公车拍卖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给一个浪费极大的公车制度“养老送终”。
公车改革有几个关键点:车补怎么给?司机怎么安排?公车怎么处理?车补的高低,除了有的官员说不够之外,基本上尘埃落地。这种水平的车补,基本上是我近十年来思考车改补贴的下限。“5813”的补贴方案,应该说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也反映了“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基本精神。司机的安排原则是分类安排。
最后就是公车处置问题,从各地已经开始的处理方式来看,溢价高是一种常态,只有把该处理的公车全部处理完了,公车改革才能说是大功告成。
其实,民众对公车拍卖的关注,是对整个党政机关降低运行成本的期盼,公车乃至于“三公”,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民众希望,我们的政府既是一个法治的政府,也是一个廉洁、廉价的政府。
中央车改早地方车改半年之遥,一直在为地方车改起到示范作用。
一是车补的示范。2014年7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科级公务员一月补贴500元,处级一月800元,局级一月1300元的标准,并明确规定,地方同级别公务员不能超过中央机关公务员的30%。同时,出于对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公务人员的照顾,可以不超过50%。
二是发放方式的示范。这些车补是直接进入工资单,还是发放市民卡,中央机关做了一个示范——直接进入工资单。杭州等地发放市民卡的做法没有得到采纳。
三是发放对象的示范。到底科级、处级、局级公务员还要不要分正副,中央机关的做法是不分正副,这已经很清楚了。至于退休的副省级公务员怎么安排公车制度,也是我十分关注的。有的部委明确规定,退休的正部级公务员有专车,退休的副部级公务员没有专车。各省副省级公务员怎么安排用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十分期待。
四是公车拍卖的示范。此次中央机关二手公车的拍卖程序已经给地方做出了示范:通过招投标选择高水平的拍卖公司、经过专业公司确定起拍价、展示2—3天、现场拍卖与网上拍卖结合,等等。
在我看来,中国车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93年东莞市沙田镇出现了最早的公车改革,之后是1998年的大庆车改,以及1998年夭折的中央车改方案。
从1994年开始,我就以一位财政学研究者的身份关注车改。党政机关车改之后,下一步应该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车改,那也是一大摊的事。
两年多来,中国在新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办了四件大事,一是由八项规定带来的节约之风,二是深度反腐败带来的清新之风,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创新之风,四是依法治国带来的整肃之风。在这四风的支撑之下,此次车改当然一定会成功。
尽管我这十多年来,成为不愿意车改者攻击的对象,谩骂的对象,甚至我的父母都为我得罪人而担忧,但是,我也是“蛮拼的”——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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