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水为“墨”“写”出大文化
2015年02月0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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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
从书法审美上
研究黄河文化
2008年,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启动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编纂,借此“全国通览东风”李象润与他的团队开始了组织《滨州区域文化通览》的编纂出版。“想要研究滨州远古的历史文化,必须从‘一国一河’开始。”李象润说。
这里所说的“一国一河”就是指远古时期的薄姑国与黄河。李象润介绍,薄姑国是滨州历史文化的根基源泉,而黄河文化同样也是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地缘主体。“现在黄河的河道,在1855年之前流淌着的是大清河,在此之前是济水、齐水。远古的河流是自然漫流的,黄河流域范围并不规距,成扇面分布漫流入海,春秋以后才加堤筑坝、种树固堤才使黄河有了相对固定的河道。”李象润说,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语境去简单的理解考察古代地理地貌和文化内涵。
“从远古到当下,滨州长期都处于黄河入海的下游地区,我们研究黄河历史文化的过程中,不能把眼光只局限于滨州段,要善于跳出滨州放眼纵观,看透整个黄河流域的文化全貌,再回头看清滨州文化现状才行。”李象润说。他们十几年来寻古访今,每年都要到黄河一段流域进行考察,从山东到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四川、青海,由黄河入海口到黄河源头青藏高原,他们已经5次游遍黄河全流域文化考察,收获多多。
2013年盛夏,李象润他们的课题组从山东垦利河口溯源上行,第5次对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流域考察活动。尤其先后游历河南孟津的黄河古渡口与山西临汾的壶口瀑布时,不禁让他想起两位诞生于斯的中国书法史上的“书法大家”——王铎与傅山,眼前浮现出两位大书法家笔墨酣畅的书法风采。
李象润不但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文史专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富有人文情怀的书法艺术家。他说,研究黄河文化要以书法家特有的眼光看黄河,黄河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汉字的“形迹”与“神魂”。在他脑海中经常出现“黄河文化与中国书法”的命题,在“水势”与“心画”的交相辉映和碰撞升华在一起。于是他们逐渐展开了“黄河文化与中国书法”之间千丝万缕关系的学术研究。
◆探究:
汉字创造
来源黄河文化
“书法艺术的首批作品应当不是文字信息,而是出现在陶器上的画图符号,也就是汉字的刻画图腾。”李象润说,文化及社会的发展需要传承,传承文化需要文字传递信息,而文字最早的载体是5000年的陶器文和4000年的甲骨文,黄河文化是汉字产生的客观要求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书法本源于远古时期的先人契刻,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古人常以“书”与“文字”为一事,仓颉造字的传说,通常被视作中国文字史的开端。李象润告诉记者,其实甲骨文比陶文要晚许多年,古人最早的文字是刻在陶器上的书画图腾。根据考古发现,东夷先人留下的山东大汶口契刻距今已有五千年,被古文字学界认定为目前最早的出土陶文字画。山东莒县陵阳河的大汶口遗址发现于1957年,1969年这些陶尊书画文字符号在北京展出后,引发了轰动。“就古文字的辨识而言,这具陶尊文字被认为是汉字的远祖。同时,它当然也就是书法和篆刻艺术的雏形。“李象润表示,陶尊文字的成型时期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年以上,比殷墟甲骨文尚早1600年左右。而我们邹平县丁公遗址发现的陶器上也有文字契刻,书写顺序也完全符合我国古代汉字成列从右向左书写的习惯。
“山东自古也是河、济二渎入海的地方,自由奔放是东夷文化的主要特点。丁公陶书所代表的东夷契刻书写文化,是在文字创生时期黄河文化注入汉字书法中的精彩体现。”由此,李象润认为,中国汉字最早书写于陶器,最早创造的文字则来源于黄河流域的泥沙,因黄河流域有丰富泥沙资源和农耕文明,故大舜陶河滨的故地重镇是古滨州地域。
仓颉造字中,“鸟迹”是象形文字的直接依据,而“天命”是仓颉造字所遵守的潜在规律。在“天命”观念的形成与系统化的过程中,黄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主要通过先民对黄河的最初认知形式,即大禹治水崇拜彰显出来。“大禹跟黄河的关系不必过多论证,自先秦至西汉,大禹都是介乎‘神’与‘人’之间的治水英雄。”李象润介绍,大禹治水,梳通九河被不少人视为治黄标准,这也就不难理解“黄河”、“大禹”与“鸟迹”成为图腾的同时,人们可以在先民遗迹中发现文字崇拜、信仰的轨辙。“抽象的‘天命’与具象的‘鸟迹’通过先民认识与理解黄河的精神探索而逐渐清晰,并被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宣布:汉字的创生来源于黄河水文的启示,即黄河文化孕育汉字符号的造型规律。”
李象润在黄河沿岸考察。
中国书法从5000年前陶文、4000年前甲骨文、3000年前金文演绎为今天通行的篆、隶,楷、草、行五体诸书,书法仍呈现着中华文化和艺术古老而又青春的魅力。而谁曾想这是一门传统的文化艺术,却与气势磅礴的万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
审读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长卷,诠释万里黄河具有的“文化主体”意义,深刻影响了包括汉字和书法艺术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发生与发展的全部过程。滨州市文联主席、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象润及他的学术团队通过多年研究,对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6次文化考察,以中国书法的生成为个案,辨析了黄河文化与中国书法的三要素——汉字、审美趣味与书写者之间复杂而密切的渊源关系,提出了“万里黄河流淌出中国书法”的学术命题。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郗运红
汉字之“形”与黄河文化: 不同地域书法创作与黄河水势相似
李象润介绍,在漫长的汉字象形时期中,“象形”首先意味着象自然之形。从先秦到北宋王朝,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区域都在黄河流域,因此并不难于推断黄河水系及其哺育的自然物会成为中国象形文字的重要模型和文化基因。
“在《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中有关于汉字起源的介绍,象形法造字,对自然物象确定它的表名文字,这就首先涉及到人们经常接触和目睹的自然物,如山、河、云、雨等,古代的原始氏族部落过着半游动和半定居的生活模式,他们游动一定时间,便在水草适宜的地方定居下来。定居的地方一般依山靠水,植被丰富的地方。自古人类与山、河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山’‘河’‘水’的创造也是比较早的。”李象润说。
李象润及他的课题组在多次游遍黄河的足迹,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在黄河上游到下游之间,在中国书法的创作与黄河流域的水势特征有着不经相同的特点。李象润说,通过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在黄河上游水势特征比较平缓、横向安流的流域,如甘肃区域,书法字体多以结构扁长、笔墨丰润的汉简为主。而黄河中上游的陕西区域,黄河的水势纵向漫流、沟壑纵横,这里的书法作品中的字体一般以结构挺拔、形貌庄严、线条苍劲、运势开张的大篆为主。在黄河中游的山西区域水势顺流直下,书法字体就变成了峻急飘逸的狂草书法。在如黄河下游的河南、山东平原境内,黄河以地上三角洲的行驶呈现,书法字体出现多种字体的“汉隶魏楷大河气,碑法帖意中原风”的特点。
尽管以上所说的典型字体并不局限于先秦至汉唐的“正书时期”,但无论古今,均能在所处区域中觅得代表性书家与书作,因此也不乏普遍的意义。这种通过文字统一体现出来的“统一趋向”,不仅是执政者的政治诉求,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根本的文化意志,更是黄河文化的根本要求与传统基因使然。
汉字之“神”与黄河文化: 文学创作内容多与黄河有关
如果说汉字之“形”中的“黄河文化”重在贯穿于正书体系中的“中庸”之理和“中和”之美的话,那么黄河文化对汉字之“神”的影响则主要体现为熔铸其间的广博想象力与创造力。
李象润说,自由是在创生时期黄河注入汉字中的一种文化精神。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写道:“文字起源于图画,愈古的文字,就愈像图画。图画本没有一定的形式和定律,所以上古的文字,在形式上是最自由的。”汉字在奠立时期固有的这种自由和奔放精神,正是书法艺术诞生的源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穷想象力和创造力,多元归一而且具体地写就了中国书法史的5000年绚丽多彩的翰墨画卷。
总之,汉字创生的过程,正是中国书法文化受孕的过程；汉字的“形”与“神”则恰是书法艺术的躯体与灵魂:汉字在书法三要素中具有首要地位,而黄河文化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是两者关系最具说服力的明证。同时,这也是探讨黄河文化对书法的另外两个要素—审美趣味与书写的关键性基础。
艺术创作的规律,对“水”与书法创作的通感关系,先秦时期对“水”的理性认识主要来源于对“河”的具体感知。先民对“水”的认识与中国古代书论人格化的归旨相一致。如在《诗经》中,涉及到“水”的诗有670首之多,主要记述的河流有黄河、汉水、济水、渭水、淮水、泾水与江水等20多条。这一统计数据表明,黄河水系的干、支流对先民的自然观、世界观与创作观起到了直接的文化影响。
再就是,人们对于“水”的认识与中国古代书论人格化的归旨相一致。孔子主张的“尽善尽美”、老子的“上善若水”的观点都证明,“水”是历代先哲和书家在创作时追求“善”“美”这种更高的审美境界时的通感参照物。李象润介绍,众多书论术语在“水”的灵感通理的基础上被提炼生成的,更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借用对黄河水势的形象化概括。“比如险、苍、雄、劲与力、胜等词语都被我们拿来形容书法家的作品,而这些字词,原本都是形容黄河水势的。”李象润说,本着通感的原则,不难见在这些学术字眼背后跃动流淌着滚滚万里黄河的水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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