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因土地纠纷问题久拖不决,海南省文昌市东郊镇政府获村民赠予“不作为”锦旗。(资料片)
“僵尸网站”产生于“懒政思维”,而为官不为则是目前高压反腐之下,腐败的另一个变种。
“怕犯错误,不接电话、不接文件、好好学习、看书,这就是部分官员的新常态。”3月2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不作为也是腐败,甚至是更严重的腐败。
高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懒政怠政”,强调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将反腐推向深入,治理懒政怠政必将成为一项常态性举措。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反腐高压,懒政抬头
3月5日,“懒政怠政”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并非偶然。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查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数十位省部级以上“大老虎”,让民众看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治理腐败的决心,也让部分心存侥幸者开始抱起“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念头,企图安安稳稳不作为来逃避反腐的惩戒。
在大老虎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涉及恶劣的贪腐情节,那就是2014年8月被判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北京市二中院以玩忽职守罪,一审判处童名谦有期徒刑5年,判决后,童名谦表示不上诉。
童名谦也成为十八大后首个因“玩忽职守”获刑的省部级高官。法院对童名谦的判决中指出,童名谦在担任衡阳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临时党组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期间,对省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贿选情况的举报,不进行调查和处理,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
随着反腐深入,玩忽职务者开始紧张起来,但怕犯错误,不敢作为的逆流涌动。
2014年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委会议上,李克强表示,“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
在此次会议上,李克强要求,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3个月后,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广东省侨联原副主席李崴向王岐山提出“推进反腐一些官员不作为怎么办”的问题。李崴说,老百姓非常认可中央反腐、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但现在不少官员存在无作为或乱作为现象。王岐山则回应,自己早已经关注这一问题,并解释,与“不作为”相比,乱作为,危害更大,亟待整治。
2014年7月,北京市高院就审理了一起涉及“懒政”的行政诉讼。因涉及拆迁,北京市西城区市民要求政府公开拆迁信息,遭拒后,起诉区政府不作为,一审败诉后上诉到北京市高院。在北京市高院法庭上,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王少峰承认,西城区房管局告知书存在表述不严谨的问题。
面对反腐中出现的懒政抬头,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今年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慵政懒政
被定性为腐败
对于慵政懒政怠政,中央已经将其定性为一种腐败。
今年2月,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通过一系列数字说明了懒政怠政的不良影响:2014年投资完成率总体上达到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16.5%,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在懒政怠政的影响下,党中央和地方启动的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实施效果不够理想。
“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有的。项目批了,资金下了,土地供了,为什么工程上不去,要从精神状态、作风行为上找原因。”李克强要求,针对发展和民生工程,要分解细化,逐级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确保事有专管之人,人有明确之责。李克强还强调对重大投资项目要倒排工期,确保质量安全等前提下,尽量往前赶。
会议后,各地和各部委也分别召开会议,强调整治懒政怠政。3月19日,河南省政府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省长谢伏瞻说,年内重点展开懒政怠政、为官不为专项治理,解决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不敢为”“不会为”“不想为”等突出问题。
4天后,陕西省政府也召开会议,强调展开懒政怠政的治理；紧接着,农业部、宗教总局等也开会,要求整治懒政怠政。
早在2014年,多地就在省级层面下发了专门针对懒政怠政的治理文件。如北京市纪委等部门下发《关于开展“庸懒散”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河南省制定《关于对省直机关“中梗阻”及“基层和群众办事难”问题进行整改的意见》。
2015年3月26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部署从今年3月至12月对全国政府网站开展首次普查。有评论称,此次清理“僵尸网站”,将倒逼政府网站改革,有助于破除为政不为等观念,唤醒政府官员为民服务的意识,以更开放的姿态来应对信息公开和人民的监督,加快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进度。
政商勾结不行
“背对背”也不行
在近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反腐也是热点话题。有企业家指出中央高压反腐形势下,官员确实“不吃、不拿”了,可“也不干”了,有的官员则搞“软拒绝”,冷落企业。这种所谓政商之间的“背对背”关系,还是“不作为”的懒政怠政思维在作祟。
郑永年在此次年会上指出,政商关系也是政治生态的一部分,“勾肩搭背”会破坏政治生态,“背对背”同样也不利于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也指出,由于政商关系“背对背”,本应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大打折扣,企业发展就得不到正当的支持,这也是企业家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郑永年此前表示,官员出现不作为的状态会影响经济发展。如果含金量高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却不作为,就会产生权力闲置,“既没有跑到企业,也没有跑到地方政府,也没有跑到社会,会出现权力闲置的状态,这非常不利。”郑永年说,经济发达的日本、东亚四小龙,政府都是非常作为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学良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如果政府、官员不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很多问题会得不到解决,“当下,经济新常态是中高速增长,经济处于调结构的阶段,如果出现懒政怠政,不利于具体政策落到实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竺乾威撰文《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行为调整》,文中强调,进入新常态,政府需要越来越多地扮演服务者角色。由于市场将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政府考虑如何更好地为市场服务,要求政府如何更好地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和企业家服务。刘学良说,“这一切的落实都靠公务员。”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中央已经将治理“懒政怠政”升格为常态性举措,反腐扩展至懒政怠政治理,表明反腐已进入深入期,攻坚任务更具釜底抽薪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决定》还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
庄德水认为,通过《决定》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可以看出,治理懒政怠政将成为一项常态性举措,不过,其本身实现常态化尚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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