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罪己诏”到“文革”检讨
2015年04月2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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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亚楠
“检讨”一词古已有之,古代的检讨书可追溯至皇帝的“罪己诏”。不过,不同于现在的检讨,“罪己诏”来自“天子”,检讨对象是“天”,意在做个姿态,并不要求上行下效。
现代意义上的检讨源头不远,就在7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提出“治病救人”的口号,检讨开始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规模逐渐扩大。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展开,继知识分子之后,全国大量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农村基层干部也检讨起来。及至文革,检讨全面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四清”、“文革”等检讨极盛时期,几乎在中国每一城镇的邮局门口,那些代写书信的人都扩大了经营范围,明码标价,代写检讨。
在此期间,一些文人因为摆脱不了“臭老九”的惯性思维,写的检讨书也异彩纷呈,堪称经典。
有深入根源的,比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有谈心得体会的,比如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沈从文的《我的学习》；还有立誓型的,比如郭沫若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茅盾的《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等。这些检讨书,都在历史上留下或大或小的印记。
“文革”结束后,人人检讨的时代也过去了。法律、规章、制度的价值被重新重视,“思想改造”一词渐行渐远。但在一些组织体系里,检讨并未完全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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