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五四”那种磅礴的青春气概
——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
2015年04月2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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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都是青年人的作为,是青春文化的表现。纪念《新青年》100周年,我们特别怀念和向往那种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概……“五四”那种理想、朝气与活力,能否再给我们一些召唤呢?
100年前,1915年9月15日,有一个杂志在上海诞生了,这就是《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一年后,编辑部迁至北京,改为白话文刊行,使用新式标点,提倡白话文运动,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潮,向封建专制思想制度发起攻击。《新青年》和北京大学结合,一刊一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阵地。《新青年》的创刊,通常被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始。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回顾历史,沧海桑田,令人感慨万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对《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的崇高的致敬。
中国社会在晚清发生了大变局,近代史通常会把1911年推翻帝制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当作“告别”古代的分水岭。但以总体性的社会变革而言,比民国建立稍晚几年的《新青年》的诞生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更应当看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界碑。现在我们对“现代”这个词耳熟能详,“现代性”、“现代化”等说法常挂嘴边,这个“现代”的源头,就可以追溯到《新青年》及其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有《新青年》,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才有思想启蒙的大潮掀起。这个举动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打破阿Q式夜郎自大的心理,人们头一次清醒地打量自己国家在世界的位置,希望通过彻底的变革去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新青年》是激进的,它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危害,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促成了整个中国的文化、道德、政治、文学等诸多方面转型。这个巨大的历史功劳,无论如何也不能轻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正在享用《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结下的果实,它的影响已经弥漫到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所使用的现代汉语(白话)、现代的家庭关系和自由恋爱、有病上医院瞧医生以及科学、民主、人权观念等等,其实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成果。大家都生活在“五四”的遗产中,却往往不以为然,不太觉察得到这一切都和《新青年》及“五四”有关。
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任意颠覆历史,几乎把一切都抹黑。自然,对“五四”也不放过。这不只是网络中的戾气,在学界,也常见到有对“五四”的颠覆言论。这些言论认为《新青年》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问题是激进主义,指责那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造成近百年的文化“断裂”与“困局”。他们甚至把后来“文革”的荒唐以及当今人文精神的衰落也一股脑儿算到“五四”的账上。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指责缺少对历史的“同情的理解”,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不负责任。
当今是开放的年代,对历史的理解各式各样,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求得统一。但有一点不能含糊,就是要尊重历史,不要虚无主义。那种对“五四”的颠覆,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他们脱离了历史语境来讨论问题,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出现“断裂”,起头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
《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当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大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五四”那一代人从“旧垒”中冲出来,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非常深刻,并非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带着血肉的体验的。他们深感传统文化并非全然灿烂,当中确实有很多糟粕,整体上很难适应现代中国的变革。在一个极其麻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去感知和思索中国的出路,《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是那样不留情面、不留余地。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引导解放。放到从“旧垒”中突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新青年》那一代的“偏激”就可以理解,那是一种战略性的积极效应。
那种认为《新青年》和“五四”一代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浮浅的、夸大的,完全属于危言耸听。事实上,尽管“五四”曾激烈反传统,也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现代文化的建设,包括其中应有的传统文化的某些转换,很大程度上又是“五四”反传统的那一代人所参与和实现的。拿鲁迅来说,他的确非常激烈地攻打传统。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诅咒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二字,他曾声称对于传统“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统统要踏倒它。鲁迅甚至主张青年多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这些特定语境中发出的带有文学性的言论,的确偏激。鲁迅自己也不否定这种偏激。但偏激不是鲁迅的目的,他是有意矫枉过正,直指传统弊病的痛处,以达到振聋发聩、激活思想的目的。那些诟病鲁迅反传统太偏激的人不该忘了,鲁迅在反传统的同时,又积极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做传承的工作。鲁迅一生几乎一半的时间用于古籍整理,编过《唐宋传奇集》,收集过大量乡邦文献,写过研究魏晋文学与文化的专著,还编出第一本中国古代小说史。鲁迅所奠定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至今仍称典范。其实《新青年》的先驱者中很多人也都在反传统的同时做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们在所谓“国学”方面都有建树,甚至起到过“开山”的作用,如钱玄同的古文字研究,刘半农的音韵研究,胡适的《红楼梦》、《水经注》等方面的研究,等等,在现代学术史上都有某种先导的地位。现今研究“国学”者使用的方法、材料和框架,往往也都是从“五四”那一代最早的探索那里获益。怎么能说《新青年》和“五四”一代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呢?
一面享用“五四”先驱者的成果,一面埋怨先人“偏激”与“断裂”,这有些不负责任吧?其实《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止批判传统,也不止在“国学”方面有过贡献,他们更大的功绩在于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立国”与“立人”。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五四”那一代的功劳,当今有一部分延续下来了。“五四”先驱者的思索至今还是很有启示价值的。
当然,在“五四”之后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中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连续发生战乱,后来还经过“文革”等左的祸害,整个国家伤痕累累,传统文化的承续乃至整个文化生态也屡遭破坏。特别是现今社会精神道德方面出现很多问题,人文精神衰落,这跟近百年来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诸多矛盾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之后,拜金主义与庸俗科学主义盛行,更是火上添油,人心焦虑,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传统文化,希望重新从古代精神遗存中获取有益的资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总不能笼统地夸大传统的“断裂”,并把这笔账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头上。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现代文化建设必需的工作。这些年强调传统文化进课堂,用来化育人们的心理道德,是必要的。但说继承传统,前面有个定语,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笼统的全盘照搬的继承。我们所要继承的只能是传统文化中有益于现代社会而又能够转化的那一部分。这是需要批判、分析、筛选的,是很细致的艰苦的工程。所以,在现今主要强调继承传统的时候,《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那种敢于批判、重在古为今用的精神,对我们仍然有启示作用。我对当下那种缺少现代意识的盲目的“国学热”,是有些警惕的。
另外,我还要特别说说,在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尊重和继承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包括“五四”传统和革命传统,或者可以称之为“小传统”。这“新”,是相对于通常我们讲的古代文化那个“大传统”而言。“新传统”虽然形成时间较短,但和古代传统一样(许多情况下可能是古今并存或者古今融合一体的),已经作为民族语言想象“共同体”而存在,不断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人们对“新传统”总是习焉不察,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其实它作为当今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发挥着规范性影响,只不过未能得到像对待古典传统那样的尊奉与重视。且看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确定,和古代文学形成最明显的区别,现今我们所享用的汉语文学语言变革的成果,其实就是“新传统”中稳定的核心部分。人们总是不太在意那些“常识性”的东西,无视其在身边所起的作用,人们在享用“新传统”的时候往往不能明确意识到它的存在。而这些年出现的那些颠覆“五四”新文学的思潮,更是全然否认“新传统”的。这使得曾作为传统文化叛逆者的“五四”思想、文化、文学资源都遭受漠视甚至无端的贬责。我们纪念《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100年,需要重新思考和彰显“新传统”的价值。
作为“新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了什么最可宝贵的?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位“先生”促进了中国思想的大解放,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之后由于政治等复杂原因,“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受到尊重,“五四”的思想资源甚至被怠慢了。现在我们很多社会问题有待解决,包括制度革新、科学发展、重视民生、提升公民素质等等,其实都还是要请教两位“先生”的。纪念《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100年,要重新强调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张扬民主、科学的精神。
《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都是青年人的作为,是青春文化的表现。纪念《新青年》100周年,我们特别怀念和向往那种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概。我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这样说过:我看到现在有些青少年太功利,又太老成,好像缺少一点青春气息,也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吧。过早功利化、商业化、世俗化的教育对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很不好,那些泛滥成灾的粗鄙文化、搞笑文化,在影响着青少年人格的健康成长。我很为此担忧。“五四”那种理想、朝气与活力,能否再给我们一些召唤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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