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扛起重机枪打鬼子
2015年05月0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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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洪亮(左)说很感谢老伴儿一生陪伴。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庄洪亮,江苏邳州人,出生于1921年,其自称“大半个济南人”(因为老人在济南定居已超过60年,现居天桥区舜清苑小区)。1937年10月,庄洪亮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重机枪射击。1939年,刚满18岁的庄洪亮被分配到第三战区陆军第五十二师第三营重机连,历任少尉排长、中尉排长、上尉连长。为打伏击,庄洪亮忍得了饥、耐得了寒,更不惜被虱子咬到浑身疥疮。1940年,庄洪亮所在的五十二师在安徽琴溪桥一带成功伏击日军,打垮了四五千日军。
  口述人:庄洪亮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杰               

18岁参战 睡梦中被叫醒去打仗
  1937年,我读高一。抗战爆发后,我与几个同学便商量去南京报考黄埔军校,参军抗日。
  我们到南京后,南京即将被攻陷,南京黄埔军校便让我们去武汉分校报到。到武汉后战局也很紧张,学校动员搬迁。搬迁时,我们把学校的桌子、椅子全都搬走了。后来学校搬至湖南邵阳,教学这才稳定下来。
  此后,我便在军校学习了3年,成绩还不错,战术战略、射击都排在前面。在军校,我主学重机关枪。1939年,我被分配到第三战区陆军第五十二师见习,见习结束后我也就顺其自然留在了五十二师三一二团第三营重机连,任少尉排长,当时我十八岁。
  来到重机连不久,我便参战了。三一二团的驻扎地在安徽南陵。1939年底,三一二团奉命开过京沪公路。以京沪公路为界,北面是日占区,南面则是国军阵营。因为京沪公路白天都有日军巡逻,为完成任务,我们只能晚上行动,趁夜色跨过去。
  这都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战斗的具体时间、地理方位我早就记不清了,但当时战场离南京已经很近了,我们晚上能看到南京城里的灯光。
  一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就被战友叫醒拉上了战场。我们重机连进入阵地时,前线已经开始交火,步兵冲在前面和日本人火拼。
  我们赶紧在阵地后方找了一块高地,用重机枪居高、远距离地扫射日军,掩护步兵进攻。我们从天还没亮就开始打,一直打到下午,交火十分激烈。我们跟日本人半斤八两,我们有伤亡,他们损失也不小。从战局上,应该算是我方一个小胜。  
一路撤退诱敌深入 琴溪桥围歼日军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一共打了六年的仗。六年间,琴溪桥战役是我们连打得最痛快、最激烈的一场仗。
  1940年7月,日本人从芜湖和南京集结了四五千兵力,开始夏季大扫荡。他们在空军配合下,一路从芜湖经繁昌、一路从高淳经宣城,两路同时进攻我们驻扎地——南陵。
  当天中午,我们营来到距南陵几十里外老母胯山的山冲里。营长一面命令部队休息,一面埋锅做饭。在布置警戒时,我们发现日军早已占领山顶高地。
  紧接着,日本人便开始居高临下进行扫射。下午3点,我们退到了新四军防地。稍作休整后,我们便向泾县出发。在泾县附近,我看到山下河滩上有一队日军。当时我们在高处,可以用机枪扫射这伙日军。我建议营长进攻,但营长还是说:没有命令,不能打。
  直到第二天部队来到琴溪桥,与师部会合。我才知道:我们一路撤过来,是早已计划好的,目的是引诱日军进入我军口袋形包围圈。当晚,我们整合队伍,把被包围的日军打得七零八落。当时日本人把带不走的士兵尸体、武器全都烧了,山里一片焦臭味。 

最难受的事情是看着战友牺牲
  战场上的六年,让我深知战争的残酷。为了抗日,我们那会儿真是受了不少苦,但现在想想还是很值得的。
  1939年冬,我们营队在安徽青阳一带打阵地战。当时山上的树都被日本飞机的炸弹烧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山。为躲避日本飞机的攻击,我们一队人就驻防在山上的一个掩体里,面积在五平方米左右。
  由于日本飞机每天都在山上空巡逻,军队后厨只能在夜里给我们送饭。那年山上雪大,气温很低。炊事班每天送来的饭菜都凉透了。驻防的那段时间,我们都是就着雪水、吃凉饭,直到我们下山。
  除了吃凉饭、喝雪水,还得忍着虱子咬的那股难受劲儿。为不暴露目标,我们几个人的吃喝拉撒都在掩体里,卫生条件别提了。我们一个多月都没洗澡,洗脸时就用雪水蹭一蹭,棉衣、棉被里都是虱子。等换防时,我的身上满是被虱子咬的疥疮,在野战医院养了一个多月才好。
  身体上吃点苦倒还好,最难受的还是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在战场上牺牲。
  我当重机连连长的那段时间,我们连来了一个新兵。小伙子才16岁,是个小愣头青。看他年纪小,我就负责带着他。一上前线,我就嘱咐他跟在我身边,弯着腰前进,这样能躲避敌人炮火。
  唉,这孩子当时太小了,一上真实战场就被吓蒙了。他慌了神就抬起头四处看,就这样被击中头部。16岁的一个小孩就这么没了,让我们非常惋惜。都这么多年了,提起这件事我还是很心痛。

感恩老伴儿相陪 平时很少看抗日剧
  抗战结束后,我便退伍回徐州当警察。后来因为在济南有朋友亲戚,我便来到济南。不久我考上了山东省工业厅干部培训班,随后便在纺织工业管理处工作。干了半年后,组织说我有历史问题。于是我又被安排在一家小工厂当工人,“文革”期间被迫回到江苏老家。
  回到老家后,为了养家糊口,我就自学做刷子。靠着做刷子、卖刷子,我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后来成立农村合作社,我还把做刷子的这门手艺传给了其他乡亲,也帮大队挣了点钱。
  再后来,我就又回到济南,一直到现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从济南市电器控制设备厂(已破产)退休。
  我这一辈子走下来,最感谢有我老伴儿的陪伴。我老伴儿今年96岁,比我还大两岁。我们俩是在我入伍参战之后在一起的。她那时候因战乱成为难民,有人介绍我俩认识,自然而然我们就在一起了。
  当时,我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等我。战争年代,我们一年也见不了几面,遇到部队休整训练的时候,我才能回家看看她。我们连拍结婚照的时间都没有,结婚照还是1945年我退伍回家后在徐州补拍的。
  年纪大了,身体、脑子都不好使了。去年早上起来还能自己遛弯,今年出行就得靠轮椅了。以前的很多事,我也都想不起来了。有老伴、闺女的陪伴,我挺知足的。平常我一般喜欢看看报纸、杂志,很少看抗日的电视剧,总觉得他们跟真实战场差很远,太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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