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敌伪充当抗日眼线
2015年05月0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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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圣武。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崔圣武,1921年出生,家住济南市历下区回民小区56号。毕业于黄埔军校六分校十五期六队步兵科,曾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国防部警卫团二营少校营长。1937年,崔圣武响应白崇禧将军的号召,参军入伍抗日。1940年,担任鲁西行署保安团营教官。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投靠汪精卫后,崔圣武潜伏于汪伪政权中,充当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的眼线,为一战区提供作战情报。
响应白崇禧号召,一家四口参军抗日
“七七事变”后,白崇禧(回族)将军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名义向全国各支、分会发出通知,号召回族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抗日救国。
消息传到济南后,我和两个侄子崔灿章、崔鸿章、外甥丁来祥一起报了名。不久,我们便收到通知,让我们去广西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学习。学员集合地点先是在南京,当我们坐火车到徐州时,才得知南京战局乱,集合点改至汉口。
于是,我们四人便从徐州奔赴郑州。当时,全国人民都南下躲避战乱,凡是南下的火车,旅客们都会一拥而上。上车时,我们四人被挤散,我和灿章没能挤上车,无奈只能等下一班火车。
等车时,我和灿章又被人潮挤散,我只得一人赶往郑州。之后,我又坐上了一辆直达汉口的闷罐车。一到汉口,我便立即去报到。巧合的是,我们一家四人又在民权路的清真寺相会。
当时,我们被安排在汉口市永康里的一座空楼内。山东的回族学员都被安排在此处,大约有300人的规模。
五千人选一千,成为黄埔十五期学员
那时的汉口上空,每天都有日本敌机入侵。我们空军也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我本人曾亲眼目睹一架日机被击落,当时心情特别激动。
我们这期报考学员有5000人,后来只录取了1000人。汉口考试后,我成为黄埔军校第15期学员。因桂林新校舍尚未完工,我们便暂时在柳州进行培训。学校教学条件简陋,讲课、训练全都在操场上。不过教官教学却很严格,按照《步兵操典》认真教导我们。
1939年初,桂林李家村黄埔军校建设完工,我们便从柳州徒步行至桂林新校。军校由黄维任主任,倪文亚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十五期六总队下设两个步兵大队。一大队下设1、2、3中队,为汉族学员；二大队下设4、5、6、7中队,为回族学员。
1940年初,学校举办了第十五期学员的毕业典礼。会后,学校公布了每个人的去向。灿章、鸿章被分配到第五战区张自忠部,来祥被分配到西北马步芳部,而我则被分配到山东鲁西行署保安团二营六连任教官。
潜伏在汪伪公署,为抗日提供情报
刚来不久,鲁西行署参谋处参谋长廖安邦便把我由连教官调为营教官,负责全营的训练。
当时,石友三的十军团是鲁西行署的主要军力。1940年12月,石友三被高树勋处死后,日军借机发动大规模清剿。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便投靠汪精卫,鲁西行署因此改编为汪伪政府第二方面军。
孙叛变后,我们深感失望,许多同学都纷纷离开此处。我也打算离开时,廖参谋长向我们引见了第一战区的参谋处长任进武。任进武让我们留在原部,以担任一战区的联络参谋,及时向其汇报孙良诚部队的动向。
1942年下半年,孙良诚被调至河南开封,任汪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之后,他成立了开封绥靖公署执法队,主要职责是巡逻各城门、街道等。下半年,我任执法大队长,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在担任执法大队长的两年里,我特别谨慎,一接到第一战区下达的任务,我都会亲自完成。
当时在开封还有一支日本宪兵队,由日本人岸本负责。岸本总是请我去他办公室喝茶聊天,但谈话都没有什么主题。有时他还请我去牢房闲谈,交谈时就能听到审讯施刑的喊叫声。明眼人都知道,他这是警告我。
抱憾未能营救杨虎城,起义迎接解放军
日本投降后,经赵树森中将(黄埔军校六期同学,时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推荐,我被调往南京,出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国防部警卫二团副营长,当时警卫团团长为魏仪。
内战失利后,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我们国防警卫二团也随之前往。部队到广州后,团长魏仪离职从商,由邢晋贤接替其职。而我升任二营营长。
魏团长离开部队后,经常往返香港和广州。1947年7月初,魏团长约我见面,表示杨虎城将军很可能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希望我们团能前去重庆解救杨虎城。对此,我表示赞成。
我与邢团长等人商议决定以“部队急需补充六零小炮等军事装备”为由,请求国防部批准警卫团前往重庆。9月初,我们便乘火车到柳州,随后乘汽车去重庆。但战时汽车紧缺,我们光找车就耗费了半个月时间。
警卫团抵达重庆时,已是9月底。到重庆后,我们才得知杨将军早已于9月6日遇难。当时,我们心里特别难过。
1949年10月,警卫团接到了退守成都的命令。针对该条命令,我和邢团长曾多次商量,决定顺应战局,率团起义,投靠解放军。
对于我们的投靠,解放军二野三兵团47军陶团长表示欢迎。陶团长让我们稳定部队,控制复兴关,在11月30日解放军进驻重庆前一日宣布起义。
11月29日早餐后,我们召开全团官兵大会。邢团长讲了当前的形势,宣布全团官兵起义。30日,解放军部队在我们起义部队指引下进入市区,重庆解放。
每天读书看报,长寿归因于心态好
1949年12月10日,根据部队要求,连以上军官须离开部队到军政大学学习,我也由此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1952年,我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入狱15年。为划清界限、保全家人,我不得不与妻子离婚,也因此与我两个女儿失去联系。1986年,我在济南园林机械厂退休。直到2013年,我们父女三人才得以相认团聚。
岁月不饶人,今年我已94岁,身体已经力不从心。做饭、洗衣服都需要人照顾。为此,今年年初,我便搬来回民小区。这儿离女儿家比较近,方便她们每天过来给我做饭、照顾我。
不过,我身体还算结实,没啥大病；头脑也算清楚。我眼睛做过白内障手术,看不太清东西,但我每天还是喜欢看书读报。我定了三份报纸,看不清,我就用放大镜看,每天都要看上一两个小时。邻居老人都问我有什么保养秘籍,我总是跟他们说:其实啥也没有,我就是心态好,生活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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