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的近忧与远虑
——从《近忧远虑》一书说开去
2015年05月0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近忧远虑》
葛剑雄 著
华夏出版社
从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退休后,葛剑雄的生活依然忙碌。讲座占据了他的大多数时间,他的听众中有学生,也有街道居民；他给省部级官员讲解“一带一路”,也给新入职的上海公务员介绍城市发展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葛剑雄保持着批评本色。近日,在新书《近忧远虑》出版之际,葛剑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反对借历史影射,要批评就直接批评
齐鲁晚报:《近忧远虑》这本书收录的多是关于社会民生话题的评论,您选择评论议题的原则是什么?又希望起到怎样的效果?
葛剑雄: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则,主要是我关心并能够把握的事情,都是批评意见。书里收录的是时评,但因为没有时间做太多的调查,所以大多数文章主要是提供一种价值判断和观点,符合常识。从效果来说,当然希望错的能够及时得到纠正,即使这个目的不能达到,也希望能分清是非,揭露真相,促进社会进步。
齐鲁晚报:您的很多观察都带有历史的眼光,这种视角和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关联大吗?如果发现一些历史的问题在今天重演,您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葛剑雄:历史重复有其必然性,当然一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这本书里有篇评论是谈异地当官的,很多人认为异地当官很新鲜,实际上古已有之。而且,也不要认为异地当官就好处很多,古代异地当官是因为信息不发达,相当于把他原来的社会关系切断了,但是,今天这个可能吗?比如,古代转移钱很难,离任时要把贪赃所得隐蔽地运回去有风险,但现在转移财富很方便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提醒一下,异地当官可能有好处,但不要把它想得太好。还有就是,以史为鉴是对的,但不能盲目强调历史的经验。此外,我反对影射史学的做法,要批评就直接批评,不要动不动拿历史说事,毕竟时代不同了,历史情境也不一样。
谈论国外的情况不能走马观花
齐鲁晚报:书里面一些评论的依据是您在国外的观察,比如谈大学围墙、发展高铁等,都提供了很不一样的视角。
葛剑雄:谈国外情况不能走马观花,看到只言片语就信以为真,也不要一提起国外好或坏的一面就说天堂或地狱,片面拿一个极端的例子类比是不科学的。网上流传,夜里三四点了,哈佛大学食堂里还都是学生在看书,这是造谣,我在那里待过,所以就想把了解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比如说关于大学该不该有围墙,有人说剑桥、哈佛没有,但像剑桥有的学院就禁止随意进入,参观者还得付费。我想,说这些话的大概是两种人,一种是不了解国外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借国外说事。在我看来,盲目自大和一味自卑都是不对的。我谈论国外的情况很谨慎,都是有一定的观察时间,我在美国待了一年,英国四个月,日本半年,不是走马观花。即便这样,我也要不断观察才行。
齐鲁晚报:新书的书名叫“近忧远虑”,让您焦虑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葛剑雄:不同阶段的焦虑也不一样,法治啊,环境啊,现在的焦虑说到底还是社会怎么走。习近平说,人民要有信仰,这是我们最缺的。当然,事在人为,你看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小国家,最后走到了第一世界,当然有李光耀领导的因素,关键还是新加坡人民的作用。
齐鲁晚报:您在两会期间说自己是“公共产品”,两会之外呢?
葛剑雄:两会之外不敢说自己是“公共产品”,关键是我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完全放弃了去为公众服务。我只能说力所能及。很多人给我写信反映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因为空洞地说几句安慰的话没用,我能做的只能是把它转给有关部门。两会期间我比较有底气,因为有这个时间,平时是做不到的,但也不能什么也不做。我主要是通过写文章推动社会进步,发表批评意见。
要警惕伪君子和书呆子
齐鲁晚报:您从复旦图书馆馆长位上退休后,主要在忙什么?
葛剑雄:到各地作报告、讲课占了大部分时间,此外还给研究生开课,每年政协有四次常委会。有人说我不务正业。这个得分两点说。第一,学术研究当然是正业,但普及也很关键。比如现在大家对“一带一路”关注很多,但其中的很多观点、常识很多人不懂,普及很重要,特别是对高层普及常识。两会回来后,很多人请我讲这方面的东西。多年前,我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位上退下来后,就说过不申请项目,不主动报奖,让给年轻人做,我把时间用来多做学术普及。另外就是给国家提建议。我现在做讲座,听众包括大学生,也有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此外,我每年都给上海的新公务员培训,给他们讲一些上海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我还去基层做讲座,像街道办也去。
齐鲁晚报:您经常做讲座,也很早就开微博,作为知识分子,您这些年与民间的互动中收获有哪些?遗憾又有哪些?
葛剑雄:收获当然很多了,我的学术著作发表后都会收到很多批评意见,有的很尖锐,对的我接受。在有的场合,有人直截了当地说不同意我的观点,这也是可以的。不过,我一直讲要有底线,无论是线上线下,宪法不能突破,基本的规则要遵守,微博上有些言论很极端,我都是严词拒绝。网上不是实名,有一些年轻人从一开始上网就不负责任,发言用非常粗俗的话,完全不讲道理,这种情况没法纠正,很遗憾。还有让我遗憾的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言行不一。说得娓娓动听,很高尚,但一接触人,发现行为卑鄙粗俗甚至龌龊。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名声,你看公知本来是褒义,现在被很多人贬低,教授被说成“叫兽”,的确是因为有些人不像话。
我一直说,有两类人危害大,第一种是伪君子；第二种是书呆子,这种人只认死理,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中国的现实,一味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尽管人品是好的,但社会效果是坏的。动不动就说民国怎么样、外国怎么样。走极端的现象很多,在政治、环保、道德等方面问题都存在。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缺乏对社会的量化分析,比如基尼系数,民间的数据和官方的数据不一样,这种情况多了,怎么发表意见呢?因此,我一直呼吁要在中国建立有公信力的机构,发布有公信力的调查数据。
齐鲁晚报:您在书里谈到了未富先骄的现象,如何看这种现象?
葛剑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发展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但社会如果不警惕,特别是高层,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现在国内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不动就把中国捧上天,其实有的可能就是想让你出钱,当冤大头,让你承担根本不可能承担的任务。比如,之前我们成功办了奥运会、世博会还有APEC,就有人说“万国来朝”,可领导人早就说了我们永远不称霸,这种言论乍看是爱国,其实危害很大。
阅读立法应重在保障民众阅读权
齐鲁晚报:现在呼吁全民阅读立法的声音很多,您认为这种提倡的意义、效果怎样?社会对阅读的认识存在哪些误区?
葛剑雄:现在社会上对全民阅读立法有误解,去年两会有委员提的时候,我也附议了。我的初衷是,国家要在法律上为民众的阅读权利提供保障,而不是通过法律规定读多少书。法律是底线,就像“常回家看看”这种立法是很荒唐的,多久算经常呢?阅读立法是为民众的阅读提供保障,比如说公共图书馆的经费要有保证；出版方面要保证民众的阅读权,要出一些公益的图书；民众的阅读权利不能被侵犯,像有的单位强制加班就是侵犯阅读权利；阅读环境也需要改善,现在我们缺乏随心所欲阅读的环境。
有几个阅读的误解需要澄清。比如,有的人提倡快乐阅读,拿了一本书不想看,当然可以不看,这是快乐阅读,但如果为做研究读书,能全部是快乐的吗?还有,我们总是讲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人均看多少书,但如果看的都是考试培训教材,有意义吗?我们讲全民阅读,应该重在提高国民素质,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让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读书。有人说反对碎片化阅读,碎片化阅读有什么不好呢?又不是所有人都要搞研究。还有人说非要读经典不可,但是很多经典一般人是看不懂的,看看普通的书有什么不可以呢?
齐鲁晚报:您会给公众推荐书吗?
葛剑雄:不推荐书,这种事一律拒绝。比如这本书适合老年人看,但不一定适合年轻人看,我可以给我的研究生、朋友推荐书,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情况,但不会给公众推荐,因为不了解对象是谁、目的是什么,给公众没法推荐,一本书可能很好,但另一本或许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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