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曲师报到之旅
2015年05月1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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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
□曹务堂
对于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来说,1963年7月11日实在是个难熬的日子。那天,大家集中在系阶梯教室内,全场鸦雀无声,人人都屏着呼吸,等待着分配方案的公布。当听到“曹务堂去曲阜师范学院”(现曲阜师范大学)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我吗?因为我不是党员,连个团员都不是,学习成绩也不是班内最好的,在那个事事讲政治的年代,福临我身,确实让我十分错愕(我至今也对此不解)。然而,这个铁的事实却使我顿时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走出阶梯教室,不少同学向我投来羡慕和祝贺的目光:“祝贺你,教大学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是啊,教学(特别是教大学)是我自幼梦寐以求的职业。上“初一”的时候(那年我14岁),我看过一部由赵丹和白杨主演的电影《为了和平》,至今记忆犹新。赵丹饰演的是一位大学教授(好像是闻一多的形象),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外套一件蓝色毛坎肩,十分抢眼,看了非常过瘾,心想:我长大了也要当大学教授。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你说能不激动?
需要提及的是,1963年全省就我们班27个英语毕业生,而分配到本科院校教书的只有我和杨荣泉。
同时分来曲阜师院的还有俄语班的周长松、王全义、中文系的陈根翠和数学系的郑文祥。我们一行6人,母校领导委派陈根翠带队,因为他的身份非同一般,他曾任山东师院学生会主席,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代表毕业生讲话的也是他。
我们的行李都非常简单。由于时间久远,别人的行李我记不太清了,而我的行李就是一个包袱裹着被褥和衣服,还有一个装香烟的纸盒子,里面盛着上学时用过的课本和在“济南古旧书店”买的英文小说和词典。
大约8点左右,母校的校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南下到曲阜师院报到。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那天天公不作美,泰安一带下了暴雨,路基被冲毁,正在抢修。无奈,我们只好在车站等候消息。
大约到了下午两点多钟,铁道抢通,我们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那时的火车有多慢,而且逢站必停,即使像曲阜“歇马亭”这样芝麻粒大的小站也照停不误。我们在路上颠簸了四五个小时,火车到达兖州时已是7点多钟,夜幕即将降临,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四下张望着走出车站。
出站后我们傻了眼,咦,咋不见曲阜师院的接站校车?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心立马凉了半截。人地生疏,我们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与学校联系。幸好,当天与我们同车的还有一位长者和其他三四个人,他们也都是要去曲阜师院的。那位长者慈眉善目,举止儒雅,谈吐斯文。他个子不高,略显驼背,但脚步倒还利索。听说我们是来曲阜师院报到的山师毕业生,他十分关心,也非常着急。他一边安抚我们,一边迈着小碎步往来于车站和附近的邮电局,想法与学校取得联系。几经周折,最后他终于联系上了学校的有关单位。
在与其他那三四个人的聊天中我们得知,他们都是到济南出发办事的曲师老师,那位长者是物理系主任石兰亭。
大约又等了1个多小时,学校才派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夜幕中把我们十几个人拉到学校。进了校门,我们也看不清学校的模样。后来才知道,当时曲阜师院并没有校车,只有一辆卡车用来拉人和运货,还有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专供院领导用。
到学校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总务长王天翼亲自接待了我们,他把我们安排在学校“招待所”(现在“教工餐厅”西边的单间排房)。当时食堂早已关门,他又亲自找来炊事员给我们做饭。王总务长对我们格外热情,因为他是从山师调来的,见了我们就像见了娘家人似的。而在这个人地生疏的新环境里,我们见了他也像见了亲人一样。那天晚上,食堂给我们做了西红柿鸡蛋汤,端来一小筐馒头。由于一天没有吃饭了,我们都觉得没吃饱。
第二天起床后,我们6人在校园里转了一圈,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曲师的面貌。现在想起来,它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根本无法与山师相比。山师占地800余亩,而曲师只有400来亩。学校环境和建筑更是云泥之别。在当时的济南,学校环境最美者首推山师,它那步步登高的别致校园省内独有,国内罕见。另外,它有建筑古朴典雅的“文化楼”和两座教学楼,而曲师只有两座建筑一般的两层教学楼和东西联教室,最好的建筑要数“办公楼”了(即现在的“校史馆”)。校内不见柏油路,全是泥土路(特别说明:这里我绝无“褒山贬曲”之意,我只是在实话实说当时的心理感受而已)。
接到学校通知,8点钟人事处长要接见我们。早饭后,稍事休息,我们如约来到人事处。
进门之后,我看处长比较困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笑容满面地欢迎我们。他上身穿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下穿绿色军裤。他个子不高,一头黑发,脸略显瘦,但肤色康健。他说话声音有点沙,但却铿锵有力。接见之后,处长把我们送到门口,我看他手持拐杖,腿有点瘸。后来才知道,处长姓李,名叫李宗谦,行伍出身,我猜想他走路不便可能是打仗留下的伤。从他的言谈举止,我看他仍保留着几分军人的风姿。
报到后,接下来就是安排住宿。当时学校有四座两层的“学生宿舍楼”(也住教职工),我和周昌松、王全义三人合住在4号楼一楼的一个大约20平米的向阳单间里。然后每个人从学校领了一个三抽桌、一把凳子和一个小书橱(里面的床是预先安排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家”。从此,我开始了在曲阜师院近40年的执教生涯。
斗转星移,50多年过去了,当年来的6个人已有5人先后调走,现在只剩下笔者一人仍在曲师过着退休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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