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头的形态与心态
2015年05月1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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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麓
民国前,磕头很流行。屁民见了官员,要磕,下级见了上级,要磕,百官见了皇上,更要三跪九叩,磕得不亦乐乎。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头磕多了,就磕出了讲究,磕出了规矩,不是随随便便膝盖一弯,屁股一撅,脑壳一撞地,“捣蒜”般意思两下就行的。磕头的形态和心态皆有标准,学问大着呢!
以下级给上级磕头为例,首先,磕头的地点要合适,须与上级不远不近。太近了,上级以为你怀有二心,会害他。太远了,不知你在跟谁磕头,磕了白磕；其次,磕头时的表情很重要,须低眉顺眼,不得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最后,磕头的动作也很关键。要先一条腿跪下,一手同时着地,另一条腿随即跪下,双手爬地。拜下去后,务必塌腰,屁股努力压到大腿上,不得上翘。头轻轻点到两手之间的地上,额头触地后,鼻尖随即触地,出气彻底后,面部缓缓离开地面,再开始吸气。
总之,一套磕头的动作下来,形态上讲究不紧不慢,一气呵成,身体平稳,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心态上须一心一意,以示恭敬。既不能让上级等待企盼,也不能令上级满腹狐疑。
虽然动作难度系数颇高,但有人就是喜欢磕,一天不磕上几回,全身不畅快,心里不踏实。像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元老、大学士全庆,每日必定三跪九叩,磕头120次,起来跪倒40次,风雨无阻,活到了82岁。看来,100多年前的前辈早就摸索出了“锻炼身体全靠磕头”的养生之道。
头磕得好,不光身体好,仕途也好。那时,为官第一要务,不在清正廉洁,不在为民服务,而在于学会磕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不倒的大学士曹振庸虽然能力一般,政绩平平,却仕途通达,恩遇日隆,声名俱泰。有门生向其请教为官之道,曹振庸的答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这六字箴言主题鲜明、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重点突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为大清各级官员屹立官场、金枪不倒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鸦片战争之后,有些人感觉磕头别扭了,磕得不自在了。最早一批想站起来的官员,是大清派驻各国的使臣。每次国内来了钦差特使,使馆都会在码头或车站设置香案,全体人员齐刷刷跪于香案前,恭迎特使。洋人从未见过这般“东洋景”,十分好奇,纷纷围观,啧啧称奇,差点将官员们的头羞进了裤裆里。
驻日大使裕庚有次宴请洋人,一个官员走进来,见到裕庚就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按照官场习俗,同级官员相互拜访,也要趴在地上磕头,裕庚只得也当众趴在地上,回磕了三个响头。洋人们见状,差点笑掉了大牙。裕庚跪在地上,恨不得刨个坑钻进去。
尽管使臣们的头磕得不痛快,但还得继续磕,特别是回到了国内,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慈禧,膝盖骨一软,头磕得更欢,磕头的姿势也更标准。虽然磕头的形态没有变,但磕头者的心态变了,所以,离抛弃磕头之日也就不远了。果然,隆裕太后最后一次上朝时,满朝文武见了皇帝、太后,再不用三跪九叩了,只是鞠躬致意。大家都顺其自然,平静接受,没大有人为此哭爹喊娘,死活要磕的。大臣之间见面,也行起了洋礼,鞠个躬,握个手,抱一抱,磕头之礼被淘汰了。
其实,他们抛弃磕头和抛弃大清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口中常呼“皇帝万岁”,但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各地官员纷纷响应。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中国人磕了几千年头,越磕越落后,该抛弃这一陋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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