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首发台儿庄大捷新闻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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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读万卷书,身行万里路

曹聚仁:首发台儿庄大捷新闻

2015年05月2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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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曹聚仁初上战场采访

　　我军增援台儿庄

　　　　1938年3月25日,春寒料峭,曹聚仁与夫人邓珂云来到了硝烟弥漫的鲁南前线,采访台儿庄战地新闻,成为第一位发布台儿庄大捷新闻的战地记者。抗战爆发前,他是一名书斋里的大学教授,潜心于学问；抗战烽火点燃了他报国救亡的激情,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地记者。
　　曹聚仁(1900-1972年),字挺岫,浙江省浦江县南乡蒋畈村(今属浙江兰溪市)人。191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此后历任大学教授、杂志报纸主编、主笔等。他不仅是一位名作家、名学者,更是一位名记者,新闻职业在他的生命里占据过极其重要的位置。
□李海流　　　　　　　　　　　
　　深入台儿庄阵地一线采访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书生有笔日如刀”的战地记者生活。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现场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亲赴台儿庄前线进行现场报道。
　　作为中央社的战地特派员,曹聚仁携夫人邓珂云于3月25日抵达徐州,4月5日来到台儿庄正面战场。这场战役对整个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各路记者蜂拥而至,其中《大公报》的范长江、《新华日报》的陆诒都是知名度很高的记者；大家都在暗地里较着劲,看谁的报道最快、最准。我军和日军在台儿庄激战已经胶着半个多月,双方都已疲惫不堪,但都在顽强地坚守着,战争胜负一时难以预料。各路记者虽然都在第一线采访,但战况众说纷纭,走势扑朔迷离,颇难判定。记者们普遍踌躇犹豫着,感到消息难发。
　　4月5日,记者团一行17人来到第二集团军军长孙连仲的司令部,了解到台儿庄的现状并不乐观,日军已经攻占了台儿庄辖内五分之四的地盘,但我军将士仍在顽强死守。6日清晨,曹聚仁抓住机会和范长江一起单独采访了孙连仲,由此获得了更加详细的资料,孙将军的态度是:“胜负之数往往就在最后五分钟。”
　　4月6日中午,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邀请记者团到运河车站见面,不料半路遇到敌人的炮击,只得由一位副官草草地接待了一下。众人颇感失望,唯独曹聚仁没有放过对方闲谈中的每一句话,尤其是“我军现在虽然战得很苦,但敌军同样也精疲力竭,我方右翼的汤军团已开始动作,我们正准备反攻。”
　　“我们正准备反攻”这看似不经意的几个字引起了曹聚仁极大关注,其他记者都没留意这句话。曹聚仁为了核实它的准确性,立即返回司令部,向参谋长金典戎做进一步的了解。金参谋长颇认同曹聚仁的判断和推测,最后他意犹未尽地说:“你们来得正好,可以看一场热闹的胜仗了。”
首发台儿庄大捷之讯
　　4月6日20时25分,曹聚仁在孙连仲司令部借军用电话与在徐州的胡定芬通话说:“定芬兄,我向你报告捷报,台儿庄的敌寇,正向后撤,我方总攻已获大胜。”胡定芬回答说:“好啊!我从长官司令部也得到了类似的消息,但没有证实,你这样一说,就差不离了。”曹聚仁刚放下电话,正在电话机旁指挥台儿庄正面作战的30军军长田镇南笑着说:“反攻刚开始,胜利说得过早了一些吧。”于是曹聚仁又拨通了电话,要胡定芬把语气改得含蓄些,但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当晚,总司令部有一辆军车正要回徐州,曹聚仁灵机一动,决定回徐州。他对随军采访的夫人邓珂云说:“我想到长官部去看看综合战讯,在这里独处一隅,无法看到全局。”邓珂云支持他的看法。
　　4月7日凌晨,曹聚仁乘军车抵达徐州。他一回到了徐州,就和胡定芬通电话,又从右翼军团得来可靠情报:台儿庄战役获得了全面胜利!没有一分钟的耽搁,曹聚仁立即提笔,将这一电讯飞快地发往中央通讯社——于是乎,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就这样通过他的笔传遍了海内外。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
　　4月8日,曹聚仁再接再厉,他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撰写了长篇报道《台儿庄巡礼记》,并由电台发往总社。9日,全国各大报纸便纷纷刊载了出来……台儿庄大捷——这一震惊中外的消息就这样通过曹聚仁最早向国内外报道出来。
　　曹聚仁成为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的记者。范长江的长篇访问记于《大公报》刊出时已是4月13日,陆诒的特写在《新华日报》发表已是4月14日了。范长江委实佩服曹聚仁的神速与才华,曹聚仁则谦虚说:“今日之事,并不是中央社比《大公报》强,而是中央社的工具胜过了《大公报》,那是无法竞争的。”——这话也确是事实。
亲自编著《中国抗战画史》
　　抗战胜利后,曹聚仁随军走遍了大江南北,写下了消息、通讯无数,国民政府论功颁奖,曹聚仁获得“云麾胜利勋章”。他重新回到上海,过起编报、教书的生活。他在上海安顿下来后,找到了抗战时期在重庆主编《联合画报》的舒宗侨,两人一拍即合,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编著出版《中国抗战画史》。两年后,曹聚仁用文字、舒宗侨用图片,共同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他们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留下了大量的日本侵华的罪证和中国人抗日英雄事迹,是第一部内容完备、见解独到的中国抗战史著。
　　《中国抗战画史》全书40万字,1200张照片,600幅地图。图书出版后,曹聚仁寄给著名教授、学者朱自清一本。朱自清在复函曹聚仁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大著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说起,使读者对我们的抗战有个完全的了解,这种眼光值得钦佩!书中取材翔实,图片更可珍贵!这些材料的搜集、编排,一定费了两位编者,特别是你,很大的心力。我早就想我们该有这么一部画史,现在居然看到了,真是高兴,真是感谢!”　　　
　　1948年8月14日,在上海乍浦路军事法庭开庭审讯日本侵华的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法官万美瑜审判台上,放着一本墨绿色的精装画册——《中国抗战画史》,就是用以印证侵华日军在南京以及各地暴行的重要佐证。解放后在许多展览会上和控诉日军暴行时,《画史》上的图片资料被大量展览、翻印和引用过。这本《中国抗战画史》是全面、形象、详尽解读包括台儿庄大战在内的中国抗日战争全过程的重要历史文献,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享年72岁。周恩来总理为其盖棺论定“爱国人士”,并亲拟曹聚仁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委托当时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在澳门为曹聚仁举行公祭。按照“叶落归根”的中华传统人文理念,曹聚仁的骨灰不久后送至南京,安葬于雨花台侧望江矶,后移葬于上海福寿园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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