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都在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2015年06月0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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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宣传片抄袭日本东京大学的余波还未平息,随后上线的中文版宣传片和校庆logo也都被扒出抄袭。
涉事宣传片制作团队负责人滕育栋最初打死也不承认,后来是羞答答地道歉。其实复旦大学不是个例,像是《爱情公寓》、周星驰电影以及李宇春歌曲,都曾被打上“抄袭”的标签。当然,这些当事者也都不公开承认。
这是怎么了?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抄袭,抄得都麻木了?还是说,我们压根就没意识到自己在抄袭?
本报记者 陈玮 张亚楠
那些抄出来的经典
且不论复旦大学宣传片是否是抄袭,如果简单把“拿来”已有的元素作为判断抄袭的依据,那么因为“抄袭”而诞生的经典,并不在少数。
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李如春长期研究交响乐,英国作曲家蒂皮特的《第三交响曲》是他最欣赏的交响乐曲之一,压抑低沉的曲调,营造出二战集中营的残酷。然而在乐曲中段,出现了贝多芬《欢乐颂》的完整元素,几乎是完全照搬。明朗欢快的曲调,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
“《欢乐颂》表现的是人类皆兄弟的理想,与集中营残杀的现实一对比,产生了更为强大的震撼力。”从而,这段“抄袭”也成为交响乐的经典。而国人引以为傲的唐诗,也有不少是“抄袭”的成就。比如李白借鉴崔颢《黄鹤楼》的诗体,写下了《鹦鹉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成为千古绝句。
这种“拿来”,在绘画领域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叫“拼贴艺术”。最初是毕加索在画布上黏了一片印有藤编图案的油布,以此取代在画布上画出藤编图案。此后,艺术家们纷纷效仿,报纸照片、海报图片都被直接拿来作为艺术的一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抄袭”怎么还能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李如春看来,“拿来”和“抄袭”有着不同的概念。“把别人的东西全盘照搬,叫做抄袭。拿了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一部分,并且有了创新,那就叫借鉴创作。”对此,史学理论研究者章益国表示,前人有过比喻:有的如蚂蚁搬家,人家的东西,只是搬来而已；也有的如蜜蜂酿蜜,博采百家,而自立机杼,成一己之言。形式上是否像“抄袭”是次要的,能否在传承因袭效仿中,产生不尽同于前人的新东西才是关键——哪怕只有一点点。
而“抄袭”的目的也是定性的关键所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李振聚说,有些书籍的撰写,就是要“抄袭”,比如《汉书》抄袭《史记》中关于西汉史实的部分,既有事实已有定论,拿来未尝不可。还有电影桥段的致敬,借用经典电影镜头作为“彩蛋”,而不成为电影的主要内容,给了观众出乎意料的惊喜。
相形之下,几乎是全盘照搬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于正,毫无疑问地抄袭了琼瑶。而复旦大学的问题正在于,相对于东京大学的原片,新元素太少,或者说太弱。制片方引以为傲的“真人真事、试飞悬念、时空错位、主角与老先生们的深度互动”不足以打动观众。
抄袭背后的恶行和命案
不过,也用不着过分苛责复旦大学顶着名校光环做出的无耻行为,古代的大家们,不少也有抄袭的黑历史。
如今不存在争议的中国首起剽窃案,应该是晋代郭象剽窃向秀。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雅好老庄之学,据说水平很高,他注解的《庄子》,可以让读者“超然心悟”,一向专注玄学的郭象自然也很佩服。但他不甘于当一个摇旗呐喊的小粉丝,等到向秀去世,郭象就把向秀的《庄子注》拿来,象征性地补充了一点自己的注解,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出去发表了。就在他坐等功成名就之际,突然发现向秀的《庄子注》在生前就有流传,为了找个台阶下,郭象号称此举是为了发扬向秀思想,不过这话也只有他自己相信了,从此郭象的形象一落千丈,他剽窃向秀的事迹也千古流传了下来。
但是,郭象的糗事却激发了一些文人不费吹灰之力到达人生巅峰的欲望。东晋历史学家虞预,受当时“晋史热”的影响,突然产生了撰写晋史的兴趣,但他却对晋代朝廷事实一无所知。当得知时任著作郎的王隐正在撰写《晋书》,他便数次拜访王隐跪求指教。熟络了以后,很傻很天真的王隐把自己的著作借给虞预参考。虞预拿走之后直接窃用,四处散播,借此上位,成为豪门望族。吃了哑巴亏的王隐只能私下抱怨几句。没想到虞预听了去,四处拉拢朋党迫害排挤王隐,最终可怜的王隐被罢官为民。
古往今来抄袭者众多,不过能像虞预这样抄得厚颜无耻、惨绝人寰的,还真是罕见。唯一能与之抗衡的,或许是唐朝著名诗人宋之问,宋之问意图窃取其外甥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未果,恼羞成怒,令家奴用土袋将刘希夷活活压死。“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此浪漫的诗句背后竟隐藏着如此丑恶的人性,不得不让人唏嘘。
类似于何法盛剽窃嬉绍《晋中兴书》,释宝月抄袭柴廓《行路难》,卓明卿盗取张之象《唐诗类苑》等,古代诗文抄袭不胜枚举。到了明清时期出版业发展成熟,剽窃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此外,整理收纳式的创作,也不能算是“安全岛”。比如明代文学家钟惺,编《周文归》,割裂删节“三礼、三传、国语、楚辞”等书,拼凑而成,出版赚钱,从创新价值和目的来看,自然也属抄袭。
苏轼被盗版连累入狱
版权问题历来与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印刷术被公认为催生出版权制度。我们知道,远在欧洲人使用印刷术之前,这项技术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国,那我们的版权制度怎么没有应运而生呢?
这背后有历史的独特性。从春秋战国开始,士子们成为著书立说的主体,由于诸侯国的重视,入仕从政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选择。于是寒门士子多走由门客入仕的道路,李斯就是其中成功的典范。作为门客,就要贡献想法,供主人采用,然后换取功名,署名不必要。《韩非子》就说:“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所以《吕氏春秋》虽只记载了吕不韦一人,背后却是默默奉献的门客智囊团。
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赢得诸侯国君主的青睐,士子们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作品署名为权威人物,假托名人效应广泛传播。随后再去君主面前卖弄学识,以“名人”观点佐证自己,求得重用。说穿了,士子们之所以不重视版权,是因为相比打响自己的名气,假借名人的权威更有利于赢得信任。
同时,中国虽然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却长期停留在以雕版印刷为主的低技术水平阶段,且绝大部分时间里这项复杂的技术垄断在统治者手中,造成了版权制度衰弱。再加上皇权的高度控制,使得中国缺少西方的思想解放运动,版权保护发展也受到了影响。所以,1709年英国诞生了第一部《版权法》,而中国直到1910年才出现了《大清著作权律》。
由此,复旦抄袭门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古以来的版权问题的短板,一股脑地扣下大学精神丧失的帽子,确实也大棍子擂得狠了点。
由于没有著作权保护观念,文人作品的盗版和私自刊行,让很多书坊借此发财,同时也让文人们吃了不少苦头。
比如白居易很多不经意创作出的诗作,本来不想传播,却被市井中人随意复制抄写,流传甚广,这让他时时担心是否会被政敌拿来做攻击的口实。后来,这一担忧在苏轼身上变成了现实。苏轼从来没有刊刻出版文集,但当年书肆上流行的署名苏轼的文集有20余种,甚至还流传到境外。宋代朋党林立,党争不断,苏轼的思想观点大白于天下,政敌从此下手,迫害苏轼,制造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也有不少文人或书商以声明或牌记的方式宣告权利,但是这只是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效力。不过也有成功案例,比如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就动用自己的政界关系,把盗版书籍全部封存。而没有后台的文人,只能黯然神伤了。封建统治者对于自己的版权倒是很看重,不准私自刻印历书、经书等。但这并非出自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是为了杜绝在重复传播过程中“有心人”随意篡改这些书,动摇封建统治的思想控制依据。
历经千年的版权意识荒漠时代,中国的版权意识在慢慢觉醒,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司法审判力度的逐渐加强,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逐渐增强。在文化产业中,版权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版权在法律的保护下,在文化产业中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也就是所谓的版权经济。
与此同时,从2013年开始,各个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动作频频,虾米、百度、QQ音乐等音乐网站逐渐推进音乐下载收费。去年,快播因涉嫌盗版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2.6亿元罚款。“今日头条”版权纠纷也被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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