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李庆立先生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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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李庆立先生

2015年06月2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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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对学生们倾尽了心血,他的言传身教,不仅教会了我们怎样为学,也教会我们怎样做人。
□张秉国
　　恩师李庆立先生去世已经一个月了。一直想写点缅怀先生的文字,总是下笔不能成文,迁延以至今日。在此记下平日与先生的交往,以志哀思。如读者能读文而见其人,那更是拙文的大幸了。
　　15年前,我因为报考北师大研究生失利,调剂到了聊城师范学院。据同学告知,李庆立老师很会指导学生,但也很严格。但在面试及以后的中文系迎新会上,却一直没见到先生。到了正式上课的时候,才算是认识了,是一个清瘦但精神矍铄的老头儿。学期开始,同学们都在想着选导师的事。我了解到,七个同学中有六人有意于先生,可见其“指导有方”是尽人皆知的。我当时心情颇为矛盾,既想拜到先生门下,又觉得跟同学“争”导师有些不地道。待到学期将尽写作学期论文时,先生将我叫到家中,在聊论文时顺便聊到了选方向的事情。我委婉地表达了想跟先生学习的愿望,先生竟爽快地同意了。最终,八人中有四个人如愿成为李门弟子。
　　先生在课堂上讲得并不多,但他上课很注意启发我们去发现问题,遇到不明白或有疑问的地方,务必要弄清楚,不能“尽信书”。这自然也包含了不迷信权威。记得有一次,先生随手从我们阅读的一本专著上指出错误,这本书在介绍谢榛时提到《诗家直说》和《四溟诗话》,二者本是同书异名,作者虽是专家,但由于未能细察,却将一书误作二书了。还有一次,先生复印了一则诗话,是出自某权威学者主编的一部诗话全编,先生告诉大家这则诗话标点有误,让大家重新标点。短短一则诗话,标点错误竟不下10处,我们将重新标点的上交后,先生对我给予了谬奖。当时我觉得著名学者当不至于如此水平,就对先生说,这应是其学生代为点校的。先生突然严肃地说:“不能因为他是专家就要盲从。现在学风浮躁,有些著名专家的成果,也经常错误百出。让大家重新点校,就是想告诉你们不要轻易迷信权威。”但同时先生又极重视引导学生借鉴前贤的研究方法。记得有一次,先生把季羡林先生的一篇讲学术方法的文章——《我的学术总结》复印了发给我们,让我们体会名家的治学方法,并谆谆告诫道:“做学问一定要掌握资料,要对资料做到‘竭泽而渔’的态度。就连季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也有补课的时候。所以,无论天分高低,做学问都要穷搜材料,甘坐冷板凳。”
　　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为研究谢榛,先生到北京查阅资料,就住在季羡林先生家。先生在闲谈中曾提及当时搜集资料的辛苦:有时到图书馆查阅到了善本书籍,管理员不允许抄录,他就趁管理员上厕所的时候,掏出纸笔飞快记录,如做贼一般。先生还提到当年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的文科并入了北大,其文科类书籍就尘封起来,无人问津。他再三恳请清华图书馆馆长,后者被其虔诚打动,遂特批他入馆查阅资料。我亦曾问及他与季羡林先生的交往,先生说:“季先生人非常朴实,我在季先生家住了一年有余,临走也只是买了几盆花送他,季先生就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读到张中行《负暄琐话》中记季先生的文章,可与先生的话相印证。
　　先生孜孜矻矻研究谢榛,先后有《谢榛诗集校注》、《谢榛研究》、《诗家直说笺注》等问世。学界泰斗程千帆先生曾致书称赞:“先生于谢氏及有明一代文学,治之精且专也……先生独能于举世鄙视前后七子之时,深究茂秦之生平及业绩,庶为转移风气之嚆矢!”季羡林先生也曾抄录韩愈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相赠,可见学界前辈对他的推重。
　　但因为用功过度,先生的身体也落下了病根。上世纪80年代,先生在济南住院,曾一度进过太平间,但靠着他的坚强毅力,硬是脱离了死神的魔掌。听说某次化疗刚过,友人到病房探望,发现先生正捧着《谢榛诗集校注》的清样,不禁为之叹服。先生屡遭病魔缠身而能战而胜之,靠的就是这种坚毅。就在上次赴聊城探望时,先生已经病重,在见到我和同门赵红卫后,握着我的手说道:“八十年代那一场病是辽沈战役,九十年代那一次病是淮海战役,这一次是平津战役了。”可惜这次他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终于没能战胜病魔。
　　先生对学生们倾尽了心血,他的言传身教,不仅教会了我们怎样为学,也教会我们怎样做人。先生对学术剽窃和学术腐败深恶痛绝。某年,先生参加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轮到他发言时,他竟不谈学术而谈起了学术腐败,而且发言远远超出了规定时间,主办方不得不将他的发言打断。这种行为,他人目之为迂,但在我们看来,这种正气是时下学界最缺乏的。比我低一届的同门崔建利君曾多次报考山大,但因种种原因屡次碰壁,后来转报聊城师院,虽然成绩很好,但因错综复杂的“关系”,面临着被“差额”掉的危险。先生因爱才心切,为留下崔君,竟对相关领导拍案而起,终于将崔君留下。这种行为,是义举,还是风骨?应当兼而有之吧!
　　我家境贫寒,兄弟俩都在读书,仅靠地里那点收入,学费远远不够。2002年春我刚到学校,就听母亲说父亲已到山西下煤窑了。知晓此事,我数夜辗转不寐,遂决定自食其力,不再依靠家里。经人介绍,到电大代课一学期,挣了两千多元,已足够考博的花费。某天晚上,我正在教室学习,先生和师母一同到了教室,拿出一千元作为我考博之用。我力辞了,但同时也看到其他同学一脸艳羡的表情。
　　不独对我,先生对所有弟子都倾注了一片爱心。崔君毕业后面临买房的压力而手头拮据,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先生打电话让他到家,师母拿出了早为他准备好的三万元,一下子解了燃眉之急。
　　总之,先生对学生,是严师,也是慈父。他对学生倾尽了一腔心血,也在学术上寄予了厚望。谨记下与恩师交往的点滴,算作对恩师永久的怀念。
　　(本文作者为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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