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黄仁宇怎样说历史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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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出版——

再看黄仁宇怎样说历史

2015年06月27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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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吉祥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的《我相信中国的前途》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收录了黄仁宇晚年以中国历史与发展为主题的演讲。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中,黄仁宇以其独特的长时段、大视野的历史观透视百年中国历史进程,探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如他在书中所言“我抱着审慎的乐观来看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尽管已经去世15年,但黄仁宇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不减,他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一版再版。公元1587年,这个历史上平常无奇的年份,经由这本书变得众所周知。直到现在,很多人依然清楚地记得初读《万历十五年》时的兴奋与震撼。
　　6月25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解玉军先生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解玉军与学生系统梳理过国内外对黄仁宇著作《万历十五年》的研究,他为我们解读了黄仁宇的主要思想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黄仁宇捡起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齐鲁晚报:您读黄仁宇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感触如何?
　　解玉军:1990年,我上大一,老师李云泉给我们介绍了《万历十五年》,当时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怪怪的,第一次看就手不释卷,非常震撼。因为读别的书有难度,趣味性不强,但这本书一开始就跟小说一样:“1587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接着就讲了一个误传上朝的事件,再从这个事件入手,讲明朝的帝制、官僚体制和宫廷礼仪等。
　　尽管到现在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学界还在讨论,但书里面有很多比较典型的事例。有一个例子说有几十个倭寇从浙江登陆后骚扰了一大片地方,杀了4000人,明朝调动12万大军才剿灭,把这个事实一摆,就说明了明朝的腐败真是到了极点。还有一个例子说海瑞的清廉,朝中同僚说海瑞有一次奢侈了一下,干什么呢?在母亲过八十大寿的时候,买了两斤肉。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官员,水至清则无鱼。

　　齐鲁晚报:这本书最早是1981年引入国内的,很受追捧,它对史学界有一个怎样的影响?
　　解玉军:现代史学是分析史学,这是国内外的共同趋势,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是这样。分析史学的缺点是不生动,有时候会给人刻板的感觉。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曾有一个比喻叫“鸽子笼式的历史”,搭好笼子把鸽子放进去,分析史学就是搭好架子,把史料堆积进去,比如我们熟悉的普遍适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外讲正义与邪恶、自由与专制。史学的危机不仅仅是中国,在国外也有。历史本来是丰满的,分析史学也有其理论深度,但缺点是容易刻板化。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普通读者对这类书的兴趣小,而对百家讲坛推出的像易中天、纪连海或者是当年明月比较追捧,他们有市场是因为他们善于讲故事。
　　黄仁宇之所以广受读者喜爱,就是因为他捡起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叙事。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黄仁宇的优点就是善于讲故事。《万历十五年》讲了六个人的故事,上过中学的人一般都知道。他抓住典型事例铺陈叙事,吸引读者阅读。作家王小波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王小波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
　　叙事的复活不仅是中国史学。1977年,英国有个学者叫劳伦斯·斯通写了一篇文章,有意识地总结了新史学的困境,提出要重捡叙事的法宝。

　　齐鲁晚报:在黄仁宇的书中,可以看出他比较善于讲故事。
　　解玉军:我们古代的历史像“二十四史”是纪传体,以人物生平为中心展开。而现代史学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了活生生的个人,它更注重阶层群体的分析,希罗多德、司马迁笔下活生生的人物不见了。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例,这本书写了六个人:一个皇帝、三个官员、一个将领和一个思想家。它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后,把中国人熟悉的纪传体历史复活了。虽然《万历十五年》选的是一年,但通过前溯后探,完整再现了人物的风貌。同时,与纪传体的写法相比,黄仁宇又不仅仅是写一个人。比如他写万历,没有局限这一个皇帝,而是从朱元璋以来的帝制、皇帝与大臣的关系,宫廷礼仪等等,把有明一代的社会制度比较完整地表现了出来。
“大历史”与数目化管理
　　齐鲁晚报:无论是在《万历十五年》还是《中国大历史》等书里面,黄仁宇都强调一个概念“大历史”,但好像他对这个“大历史”的具体阐述比较少,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解玉军:这两本书里都提到了“大历史”,但他没有细说。黄仁宇不是一个理论家,而一些理论分析的人,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就我个人看来,黄仁宇的“大历史”来自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我们往常关注的人物、事件,频繁更换,属于短时段；而政治结构、军事结构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属于中时段；长时段则是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演变非常缓慢的,比如说文化心理的作用,地理环境的作用等,往往几百年上千年才能凸显其力量。长时段理论近年来与生态史、环境史结合,影响很大。像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它是怎么毁灭的呢?就是土壤的盐碱化、生态的毁灭导致的。再比如中国古代辉煌一时的楼兰文明,毁灭于沙漠化。
　　黄仁宇的写作手法是,先从短时段讲起,像《万历十五年》名义上写的是1587年这一年,先讲海瑞之死,一次误报的上朝事件,从这些事件入手,涉及明朝的礼仪制度、官僚制度、帝制,这已经是属于中时段的内容了,之后他又把文官制度扩展到唐宋甚至秦汉,这里面就有了长时段。由短而中而长,展现其分析思想。他不是只要叙事不要分析,是通过先叙事再分析,以表达他的大历史观。

　　齐鲁晚报:数目化管理也是黄仁宇强调比较多的观点,这个属于他的独创吗?
　　解玉军:马克斯·韦伯说过,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理性化。韦伯提了一个概念“复式薄记”,就是数目化管理。韦伯还有一个观点:科层制。比如欧美文官制度的核心就是部委各司其职,提高效率,不因政治更迭而消退。美国就是,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文官体系不变。黄仁宇使用的数目化管理、文官体系等术语都来自韦伯的影响。16世纪末,西方已经处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而中国为什么没有呢?黄仁宇就想用韦伯的理论进行解释,他就指出中国没有数目化的管理,官僚体系也是瘫痪无用的。他有一个“汉堡包”的比喻,说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就像是汉堡包。上面一层是文官集团,是无用的,下面一层是成千上万的农民,是无效的、混乱的。他后来讲到蒋介石的失败也说和没有数目化管理有关。韦伯认为数目化管理是国家治理理性化的特征,这也可见黄仁宇的不足,历史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绝对的量化。
墙内开花墙外香
　　齐鲁晚报: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有一个观点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怎么理解这句话?
　　解玉军:相比较而言,明代在中国古代应该算是法律比较健全的朝代,有《大明律》,还有其他的法典,不是无法可依,在开国之初,朱元璋严刑峻法。不过,在黄仁宇看来,明朝的道德统领着法制,道德压倒了法制。比如,在道德上,皇帝官员都应该是垂范万民的,但往往他们自己违法乱纪,双重人格很明显。比如万历皇帝长期称病不上朝,但是有人报告首辅说,他在游猎,其他官员同样也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明朝官员的俸禄相对来说是低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朝廷大员,一次送礼就是十年的年俸,那这些钱怎么来的?肯定是贪污了。比如海瑞,尽管是道德楷模,但1587年,他去世的时候,整个官僚集团都松了一口气,这也反映了明朝官僚制度的两面性。

　　齐鲁晚报:对黄仁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解玉军:黄仁宇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没有系统地阐发自己的看法,主要是用西方的一些术语来阐释中国历史。像布罗代尔和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在西方已经流行很多年了,黄仁宇在国内受欢迎,但在国外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很多人说他“墙内开花墙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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