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先驱,革命的弃儿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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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思想的先驱,革命的弃儿

2015年07月0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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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在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在他主办的《论语》杂志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当时的人们都以跟胡适做朋友为荣,而胡适为人宽厚、谦和温润的性子,是其幸,也是不幸。

本报记者　陈玮
　　“逼上梁山”参加文学革命
　　拥有这样淳厚委婉性子的人,却在当时被称为民主与科学革命的执牛耳者。然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文学革命中,与其说胡适是主动投身,倒不如说是被“逼上梁山”。
　　在新文化运动前,胡适对于民主和科学的意识,已经有了很深厚的积淀。由于母亲多花了两倍的价钱,在私塾读书的胡适,才有了先生为其将古文讲解为白话的“特权”,这让他觉得,用白话或口语写成的东西,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胜的趣味。
　　1916年,他的好友,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司司长任鸿隽,将一首《泛湖纪事》诗寄给胡适,却遭到了胡适的极力批评。胡适说,全诗用的是早已死去的文字,提出要在诗歌中去死求生。这遭到了当时同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和梅光迪的讽刺与反对,并且为大部分留美学生排斥。
　　自觉被孤立弱势的胡适,才知道自己的主张有巨大的障碍。再加上此时国内的《新青年》已经举起了“新潮”的大旗,他丢下一句:“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义无反顾地回国,“被逼上梁山”,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了他的白话文学革命。
　　然而,他终究想错了。革命和他的理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书斋里的《文学改良刍议》只是一篇理论文章,再精彩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影响力,革命不是白纸黑字就能解决的。
　　胡适承认,正是由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三大主义”、“十八妖魔”、“桐城谬种”等充满火药味的口号,以及“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武断,才能推动文学革命迅速展开。已经扛上“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没有选择的余地。
　　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与他行事谨慎的宽容性格逐渐相悖。后来,他也在不断修正《尝试集》,到最后坦然宣布“我近年只做我自己的诗”,而不再力不从心地扮演“领路人”的角色。并开始研读旧诗词,变换韵脚而获得写作的自由。
　　但是,他的文学革命是成功的,很快,北洋政府下令,中小学教材统一使用白话文。由此看来,他的理想实现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很多年以后,当胡适回忆起这段让他名声大噪的往事,不禁多了一份理性:北洋政府是大家认为最保守、最顽固的坏政府,竟这样支持白话文,原因是因为我们正处在那个再造文明的时期。当时最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论古文根底不行,论西学又是半桶水,所以白话文是他们力争上游的最佳工具,总算能跟过去占据庙堂的精英一较高下。但是他们真的爱吗?不一定。
　　他终究没有想通很多问题,于是很快离开了《新青年》,然而,促使他离开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过河卒子,如何适之
　　很多年后,当新文化运动成为一段往事,女作家苏雪林找到胡适,希望备受鲁迅讥讽的胡适,支持她发起对鲁迅的总攻击。但是胡适却在回信中表彰了鲁迅的功绩,婉拒了苏雪林的请求。
　　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合,当时在一个战壕中破除传统文化的战友,却成了分庭抗礼的对手。
　　后来,,胡适与《新青年》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论战,那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五四”以后,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成为主流,然而胡适信奉的是实用主义,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而不是大刀阔斧的搞革命。但是,他的看法很快被当时激进的社会声音淹没了。他们的辩论以《每周评论》被查封而终结,因为不够激进,他逐渐被边缘化,而胡适也正式与《新青年》分道扬镳。
　　在两件事情上,胡适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就是个人自由以及实用主义,而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政治悲剧。比如,日本提出有名的对华二十一条件,当时中国人人都赞成立即与日本开战。胡适则写了一封公开信,劝告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在当时,他被骂为卖国贼。后人评说,胡适是政治面前的缩头乌龟,其实不然,只是所信奉的主义不同罢了。
　　说实话,胡适是有些功利心的。在美国,他四处演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俨然成为一位活动家,而脱离《新青年》后,他虽远离政治,却成为蒋介石的驻美大使。多次离开国民政府,又多次重回政治漩涡,都流露出他内心的不甘心。
　　最后,因为追求自由,他还是与蒋介石决裂。1951年随蒋介石回到台湾后,他公开对台湾政治现状发表讲话:言论自由,只在宪法上提一条是不够的,还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这彻底激怒了蒋介石父子。
　　无论怎样,胡适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永远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他回到整理国故的考证上,专心做回了研究者。在他看来,他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上实现不了,就在学术上完成。最后胡适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离开了给予他功与名,又让他充满了失意的世界。
　　季羡林曾有一句话形容胡适: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他的好友唐德刚的看法更为直接:他的“治学”不能支持他政治思想的发展,这样的治学方法或许限制了胡适,使他在学术上与政治上无法取得更耀眼的成就。
　　记者:胡先生,以前看您天天在朋友圈里晒饭局,现在怎么都删除了?
　　胡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有一次在饭局上喝多了,随口以蒋公独裁为题即兴来了段英文演讲,不承想被人录下来,上传到因特耐特,还私信给了蒋介石,结果被查了水表,封了号。做人难,做名人难,做名男神更是难上加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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