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领导人回忆录:让历史不再局限于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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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领导人回忆录:让历史不再局限于教科书

2015年07月1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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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退休领导人著书立说渐成惯例。《阎明复回忆录》便是近期非常受关注的一部著作。
　　在《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章百家说,领导人写回忆录,本是各国各个时代都会有的,但中国的情况多少有点特殊。很长一段时间,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党的高级干部都不写回忆录。章百家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老同志组织纪律性都非常强,长期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养成了事事都要保密的习惯,许多人都没有想过,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写下来,传之后人；另一方面是党内文化的影响,老同志们都非常谦虚,总觉得一切应归功于党的领导,自己只是做了些具体工作,没有什么可说的。陈云同志便有一句名言:“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就连《陈云文选》,陈云也不同意出版。在邓小平建议下,他最终才同意。
　　在章百家看来,另一个曾经阻碍领导人撰写回忆录的原因是档案长期不开放,有的老同志虽有写回忆录的想法,但苦于无法核对当年的档案,又担心自己的记忆不准确,只得作罢。“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变化。”章百家说,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退休的党内元老薄一波出版个人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为领导人撰写回忆录开了个头。
　　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退休领导人著书立说的越来越多。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曾撰文指出,退休领导人出书不再作为中央政策的解读和依据,更多的是作为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和亲历者的一种信息披露,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感悟与思考。王大鹏说,从最近这些年的观察看,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的书主要包括三类,第一是重大政策的回顾,例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第二类是领导者个人的决策历程,比如李鹏同志先后出版的多本日记。第三类则是与领导人的专业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比如李瑞环先后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和《务实求理》,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吴官正的《闲来笔潭》,都与他们曾经担任的领导职务直接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个人兴趣和爱好。
　　“随着思想更加解放,社会更加开放,才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开始撰写回忆录,而回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章百家说,多种多样的领导人回忆录,可以使后人看到丰富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教科书上干巴巴的几条总结。这对于后人了解我们国家、民族的历程,是非曲折、经验教训,前辈的经历、心路历程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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