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玛利诺会一名修女在广西平南,正在为一位年轻的国军士兵治疗。(资料片)
本报记者 魏新丽
传教士进孔府
在济南泉城路附近将军庙街的小巷子里,隐藏着一座天主教堂,它看似低调,其实是济南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而这个教堂的历史,要追溯到365年前。
清朝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从西班牙漂洋过海的天主教教士嘉伯乐来到济南,看中了将军庙这块地方,便买下来建了一座教堂,这算得上是济南最早的传教士活动。不过,当时的人们并不买洋教的账,据说这个教堂刚建立,济南人民就在四周各建了一座关帝庙,以示包围镇压。到了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济南爆发反洋教运动,这座教堂被一把火烧毁,传教士们也被赶回了老家。
两百年后,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洋人们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也给传教铺平了道路。1861年,烟台正式开埠,传教士们闻风而动,甚至提前一两年就来打探消息,准备进驻。
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儒家思想最坚挺的地方,传教士们最担心的是耶稣怎么和孔子相处的问题。所以十九世纪后期刚到山东的传教士们,一开始是小心翼翼地试探,不敢太过张扬。他们甚至入乡随俗,学习汉语,穿起汉衣,留起长辫,以此来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比如说,在济南和烟台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一开始只传播福音,没人搭理他。后来他就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辫,“一手握《圣经》,一手持《论语》,如听众不愿听基督教则另讲以孔教。”在当时传教士办的印刷厂里,通常是一边印刷圣经,一边印刷孔孟经典。
20世纪初在兖州、曲阜等地传教的美国圣言会,甚至特地去拜见孔家后人,顺便朝圣中国的圣贤,当然他们心中揣着的美好愿望是:希望孔子的子孙后代也能投向主的怀抱。当时,天主教兖州教区主教韩宁镐,在大冬天里,踏着三尺厚的雪,去拜见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从早上等到下午,被接见后他兴奋不已,在日记里大书特书。
谦卑的传教士们的确博得了孔家的好感,后来,孔令贻还跑到兖州的教堂里去给他们“拜年”,孔令贻的妻子生产的时候,他特意请来两名来自济南的基督教女传教医生,两名来自兖州的传教修女,为小男孩的诞生作证。
山东大学和清华大学
传教士的心态在二十世纪初逐渐改变。随着清末民初一系列现代化的尝试,中国开始主动接纳西方文化,社会风气变得开放。这时,传教士们也放得开了,他们开始尝试更为有效的传教策略,比如说办学校。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天路说,这些传教士深入乡村,建立学校,利用西学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一时领风气之先。
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逐渐兴起。可是在山东各地,很多地方官根本就没见过新式学堂长啥样,这时,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传教士们。比如兖州的官员就请德国传教士建立了“华德学校”。此外,传教士们还大胆设立女校,比如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创办了男女分校。一开始女校根本招不到人,他们用提供免费教学和食宿的方法,才渐渐打开局面。
当时的传教士在齐鲁大地上建立的最有名的一所学校叫做文会馆,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建在登州的一座破庙里,后来几经波折,迁到济南,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齐鲁大学。
这所教会大学最早的校长是洋人,学生是基督徒,课程里要学习神学,但后来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老舍曾来此当过文学院院长。袁世凯创立的山东大学前身山东大学堂,就是模仿这所学校建立的。齐鲁大学后来被撤销合并,成为山东医科大学,再后来,山东医科大学与山大合并,自此,山大也喜欢将自己的校史推到1864年。
而对整个中国教育都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位传教士,是鲁西北运河边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中国人的素质》,里面列出中国人27条缺点,比如死要面子、言不由衷等等,痛骂中国人。但也就是这个人,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言,劝说总统将“庚子赔款”用办学的方式返还中国。1908年,美国把一半的“庚子赔款”1160余万美元还给中国,让清政府用来培养留学生,而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因此成立,这就是清华大学。
修女也疯狂
除了学校,传教士们最喜欢办的还有医院。刘天路说,早期传教士里基本没有专职医生,不过很多人有一定的医学知识,传教的时候顺便发发药,治疗简单的病。后来发现管用,就开始发展专门的医疗事业,引进一些专业的医生。19世纪末,他们开始开办医院,一边治病一边传教。
我们熟悉的齐鲁医院,就是1890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建立的。济南市市立二院以前叫做若瑟医院,若瑟是耶稣的养父。这家医院在1923年由美国修女建成,里面有10个美国修女,20个中国修女,她们都不拿薪水,义务劳动。据洪楼天主教堂的教友王玉和回忆,解放前,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里只有一个人不是教徒。
与传教士相比,修女们更为深居简出,不被世人所知。她们献身于主的信仰,不太参与社会活动。除去医院,她们也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建福利院,收养孤儿和老人。
济南这所据说要拆除的天主教方济圣母传教修女会院,1908年由修女玛利亚创办,其下就设有安老院和孤儿院。据教友刘春云(化名)回忆,这里以前是仁慈堂,一些没人要的婴儿和没有父母的孤儿,都会被修女们收留。修女们自食其力,一边自己织布、纺线,一边养活这些孩子。
刘春云说,她的母亲在旧社会就是一个孤儿。“我母亲家在烟台,她十来岁的时候,姥爷得罪了财主,被打死了,她便跑到附近的教堂里,跟着修女生活。后来去了北京,跟着外国人学了八年钢琴。”
她的母亲本来发愿做修女,不过解放后修女不存在了,她才在三十四五岁的时候结了婚。刘春云说,母亲遇见的神父来自加拿大,家里很有钱,他变卖家产只为来中国传教,解放后也没有走,最后死在了中国。
虽然如此,修女们并不被所有人理解,很多人猜测她们不安好心。王玉和就曾经以为修女们不干好事,拿孩子做实验,后来他碰到东关附近的韩修女,韩修女说,“你这傻孩子,你也不想想,好人家的孩子谁会扔给孤儿院呢。他们都是趁晚上没人时候,把孩子放到教会门口,第二天一早被修女们发现。有的孩子治疗后活了下来,有的治不好就死了,然后被埋掉,这反而成了罪证。”因为这一席话,王玉和后来走上了信教之路。
修道院被改成集中营
可以说在解放前,活跃在齐鲁大地上的传教士和修女,与普通山东人民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让世俗和宗教最为紧密联结的,是发生在潍县(潍坊)的一个悲惨故事:修道院乐道院化身为日军集中营。
乐道院建立于1883年,由美国传教士狄乐伯夫妇在潍县建立。二战时,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对美国的仇视加剧,为了报复美国,日军把这个美国修道院给占领了,同时把美、英等国的旅华侨民都关了进来,这里变成了一个悲惨的集中营。
从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长江以北的两千多名外国侨民被关押在其中,这里面有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等。
这些被关押的人里,有一位传教士名叫埃里克·利迪尔,他曾经是奥运会400米冠军。当时集中营里关着300多名儿童,利迪尔排除各种困难,给这些孩子上课,教英语。遗憾的是,没有等到抗战胜利,利迪尔就病死在集中营里。
此外,集中营外朴实的潍县人民也尽了很多力。他们与里面的外国侨民里应外合,给他们送吃的、送信。当时有个挑粪工叫张兴太,经常出入集中营挑粪。有一天,美国人德位思偷偷塞给他一封信,让他送到黄乐德牧师手中。信里写的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多么凄惨。收到这封求助信后,黄乐德到处募捐,得到了10万美元,通过瑞士(中立国)驻华使馆同日军交涉,将款项及以此购买的衣食药品辗转送进集中营。
解放后,传教士都被遣返回国,中国修女也被迫还俗。传教士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这段历史,带给中国的有屈辱,也有收获。别的不说了,就说山东烟台的特产大樱桃,就是当年的传教士倪维思引进的,他最初栽种在烟台的东南山,如今这些樱桃树已经遍布山东半岛沿海各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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