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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里的这句话让需要添丁进口的普通居民,以及担忧人口红利消退的专家学者,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事实上,从本周公布的新版党纪悄然删掉“计划生育”字眼开始,调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孩的话题,就已经成了舆论场关注的焦点。
□崔滨
透出调整生育政策“风向”的,是新近修改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京报》注意到,在新版《条例》中,“计划生育”这个无比严肃的人口政策,已然被悄悄去掉。而在此前,这一国策大政乃是不可触碰的警戒线,不乏党政高官在这里翻身落马。《新京报》援引部分研究者的观点称,这是“政策调整的信号。甚至有专家表示,这一修改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将党员干部与计划生育松绑。他预测,人口政策必将有重大调整”。
但随即,以权威性著称的《人民日报》,用一句“想多了”否定了这一推论,理由是“我国在2001年已经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次条例修订明确强调要改变原先‘纪法不分’的情形,在修订中将原条例中近半数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的条款删除。‘计划生育’这一条显然也是因为已经有法律明文规定,所以才不再在新条例中出现。”
虽然《人民日报》意图稳定舆论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关切,但彼时十八届五中全会业已召开,国家“十三五”规划制定提上议事日程,如此关键的时机窗口怎能不让人关注。
新浪新闻便援引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26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76期“经济每月谈”上的观点: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储蓄过剩”等问题,需要推行根本性的改革措施,而“全面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是解决国内需求疲软问题的第一大改革措施。“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需求不足,不是供给不足,小孩今天出生了马上就增加消费需求。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既有利于当下,又有利于未来。”
彭文生的呼声言犹在耳,只两天后,《21世纪经济报道》的快讯便迅速占领了各大媒体的即时头条。“国家卫计委已于近日召开内部座谈会,议题涉及生育政策调整后社会抚养费征收如何衔接等问题。但对于议题中的‘生育政策调整’是否就是社会热议的‘全面放开二孩’,目前并未有确切答案。”
紧随其后,《21世纪经济报道》以长篇综述的形式集纳了多位人口研究专家的观点。其中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坦言:“人口政策逐步调整方向是肯定的,可能会采取分步走政策,十三五先放开二孩,十四五人口总量有可能负增长,会逐步对生育进行鼓励。”
在上述表态之后,中国网时事评论员张燕终于率先亮明观点,切入点则是向超生人口征罚的社会抚养费。在其《调整生育政策缓解独生子女困境》一文中,张燕尖锐地指出:“从观念上说,放开二孩其实早已有社会共识,难题在于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如果放开二孩,计生部门未来何去何从?而且,若全面放开二孩,社会抚养费大部分被取消,这是计生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放开二孩,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独生子女的困境。最近几年开始,中国每年新增的适龄劳动人口都在下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机遇期已经不多。因此,无论多大的既得利益都必须打破,这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负责任。”
张燕掀翻的生育政策桌下利益,在凤凰网评论频道这里以社论级的态度接力剖析。一篇《别让社会抚养费阻碍生育政策调整》,不仅直言“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利益阻力,最直接被想到的当然是社会抚养费”,更提出了建议:“从推动生育政策调整的角度来说,最可取的办法是逐步淡化乃至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让相关部门人员尽快转型。没有利益羁绊、人员包袱,生育政策的调整才可以在更理性的逻辑框架下进行……如果‘社会抚养费’这个词将来还能存在的话,希望它是这样被使用的:国家面临严重‘少子化’的现在和将来,政府理应向积极养育后代的家庭发放‘社会抚养费’,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抚养’。”
同样以社论级郑重来讨论生育政策调整的,还有《南方都市报》,这家素来引领舆论风潮的报纸,在27日的社论版第二条《独生子女藏风险,放开二孩应尽快》的评论中,以更高的姿态、更全局化的视角表明:
“生育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主体对于生育政策所引发的风险有着不同的体会,可能生育政策导致的经济问题还不明显,但所引发的家庭问题却已经非常严重。‘放开二孩’的呼声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声音近年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后者扮演着连接民间和决策层的角色,直至今天,社会各界对‘放开二孩’已经形成了政策共识。‘十三五’规划出台前,无数家庭期待‘放开二孩’成为现实,但愿这一天早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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