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多情似故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沈从文先生在1956年10月于济南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
1956年10月9日下午2时,沈从文和余庠来到位于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拜访了当时的副馆长宋景周,“一半时间是在藏书四十万卷的库房消耗的。看到许多《大藏经》。”
“我忘了说图书馆的书架,真是一种奇观!高过二丈,一列列和无线电什么器上的片片一样,两架之中窄窄的一条甬道,我只担心会倒骨牌似的一齐倒下。我想看看明《大藏经》,他们正当成无用之物搁在书架顶头,一个手足矫健(的)女同志于是爬梯子上去取书,到了顶上时,我们在下边仰头望着,令人担心,比看杂技中的‘缘杆’还要不安。因为实在太高,简直是一种表演。这些工作的同志,在库房中书库中工作一年半载后,大致每人都可以在什么会上报名参与表演爬高绝技了。至少是业余什么会时,这么表演是十分动人的。到她平安无事下来时,我才放心。”
于先生幽默、诙谐的文笔中,我想到了二十年前自己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山东省图书馆建于清宣统元年,馆址称“遐园”,与宁波“天一阁”并称双峙,有“南阁北园”之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散出,由蔡元培建议,山东省教育厅何思源厅长主持兴建新的藏书楼,前后用款六万余银元,于1936年12月落成使用。楼体呈“山”字形,占地二亩六分四厘,红砖砌墙,其黑色木制大门当年由德国汉堡码头运至天津港,又用牛车从天津运达济南,耗时3个月。
以奎星主鲁,虚星主齐,“奎虚”意指齐鲁分野,遂取名“奎虚书藏”,由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署榜。
从沈先生说的书架高度、密度、藏书数量,可以断定这是“奎虚书藏”,一楼最大的古籍书库。
此书库350平方米,长27米,宽13米,高3.8米,正位于“山”字的中间一竖位置。从大门进去,木质书架分列左右,各有十三四排,每个书架其实是由两个四层书架上下接在一起构成,书架层高约40厘米,书架搁板在5厘米以上,虽敦壮结实,但因上达房顶,加之书架间缝隙太小,故沈先生感觉高过二丈(约6米以上),并感觉要“一齐倒下”。
库内藏书约40万册,其中就有两部《大藏经》(一部南藏,一部北藏)和散册约17000册。因阅读的人少,故置于书库最后一排书架上,并非被工作人员“当成无用之物”,沈先生要看的书恰恰置于最顶层,而这“惊险”一幕又被他形象地记录了下来。
看到沈先生说那位女同志——我的前辈“爬梯子上去取书”,我真是羡煞,因为在我工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梯子,我们完全是“徒手攀援”,那叫一个“技术”:左脚踩在一层木架上(书架很宽,留有放脚的位置),右脚踩到对面书架的一层木架上,左脚上一层,右脚上一层,轮番上行。
等到上了最高处,如果发现所取的书不在自己能触及的范围,只得一手攀架,小心在空中行走,真是手心放汗,两股战战,更不敢下视,胯下就是那条“甬道”,随时有摔下的危险。
我曾经无数次想到自己一头栽下来的惨状,也曾一度设想要在身上捆上绳子以做保护,但终究没有实施,更不奢望像沈先生说的一年半载后参加爬高表演什么的了。
尽管此楼在建后的半个世纪之内,一直是山东省图书馆藏书及阅览的主体建筑,冬暖夏凉亦使古籍基本保持恒温,但因濒临大明湖,湿度较大。
犹忆每年春天,在连续晴好的天气里,打开书库尘封一年的所有窗户通风,为保证安全,我们会搬上凳子,五步一岗地坐在书库周围,轮流当值,体验着从书库中散出的阴凉之气和书库外温暖阳光的交织。
老式的除湿机不辞辛苦地工作着,每到下班时,我们都会从书库中提出一桶水,水泥地面沁出的水珠常常会让我十分小心,以免滑倒。
记忆犹新的是,放置在书库外的电闸因线路老化突然打火,令人心生惶恐,而冬天暖气打压时管道的点滴渗水,让我们断然关掉所有书库的暖气阀门。
曾经管理过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善本古籍的卢锦堂说过:“我们时刻提着脑袋在办事。”的确,水火无情,管理严格的双人双锁又怎能保证古籍的无虞?
自1994年起,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就和工作人员一起翘首以盼新的馆舍。2003年底,70多万册古籍全部搬迁新馆,新书橱,新装具,气体灭火系统,通风除湿系统,火灾报警系统,水灾报警系统,空调,空气净化器,温湿度监测仪……硬件的改善,以及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加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生存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齐鲁典籍受到了空前的关爱。
今天,回头想想那些曾经的艰辛,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奋斗在搬迁第一线的同事们,他们,有的远走异乡,有的已到天国。
那两个一米八多的男孩子,一个站在高高的书架上,伸手可触房顶,一个站在地面,脚尖一踮,就可接到上面俯身递来的书籍,两人一搭,完成了原本需要三人传递才能完成的书籍下架工作,而我,则往返奔跑于书箱和他们之间。
那些灰尘满面的日子,那些腰酸背痛的日子,那些苦中有乐的日子,至今想来,犹在眼前。然而,物是人非,古籍依旧在,伊人已离去。
纸寿千年,人无百岁,为沈从文先生取书的前辈已经作古,而被数代人守护的这些瑰宝,却依然满含深情地注视着我,一如它们入驻本馆时深情注视着我的先辈一样。它们或许心存感动,感动因图书馆的保护而让它们得以续命,感动因读书人的发掘而让他们焕发青春。
而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古籍管理工作者,默默守护着它们,无非就是希望这些瑰宝能够得到人们的阅读、诠释,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就像习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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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9日下午2时,沈从文和余庠来到位于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拜访了当时的副馆长宋景周,“一半时间是在藏书四十万卷的库房消耗的。看到许多《大藏经》。”
“我忘了说图书馆的书架,真是一种奇观!高过二丈,一列列和无线电什么器上的片片一样,两架之中窄窄的一条甬道,我只担心会倒骨牌似的一齐倒下。我想看看明《大藏经》,他们正当成无用之物搁在书架顶头,一个手足矫健(的)女同志于是爬梯子上去取书,到了顶上时,我们在下边仰头望着,令人担心,比看杂技中的‘缘杆’还要不安。因为实在太高,简直是一种表演。这些工作的同志,在库房中书库中工作一年半载后,大致每人都可以在什么会上报名参与表演爬高绝技了。至少是业余什么会时,这么表演是十分动人的。到她平安无事下来时,我才放心。”
于先生幽默、诙谐的文笔中,我想到了二十年前自己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山东省图书馆建于清宣统元年,馆址称“遐园”,与宁波“天一阁”并称双峙,有“南阁北园”之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散出,由蔡元培建议,山东省教育厅何思源厅长主持兴建新的藏书楼,前后用款六万余银元,于1936年12月落成使用。楼体呈“山”字形,占地二亩六分四厘,红砖砌墙,其黑色木制大门当年由德国汉堡码头运至天津港,又用牛车从天津运达济南,耗时3个月。
以奎星主鲁,虚星主齐,“奎虚”意指齐鲁分野,遂取名“奎虚书藏”,由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署榜。
从沈先生说的书架高度、密度、藏书数量,可以断定这是“奎虚书藏”,一楼最大的古籍书库。
此书库350平方米,长27米,宽13米,高3.8米,正位于“山”字的中间一竖位置。从大门进去,木质书架分列左右,各有十三四排,每个书架其实是由两个四层书架上下接在一起构成,书架层高约40厘米,书架搁板在5厘米以上,虽敦壮结实,但因上达房顶,加之书架间缝隙太小,故沈先生感觉高过二丈(约6米以上),并感觉要“一齐倒下”。
库内藏书约40万册,其中就有两部《大藏经》(一部南藏,一部北藏)和散册约17000册。因阅读的人少,故置于书库最后一排书架上,并非被工作人员“当成无用之物”,沈先生要看的书恰恰置于最顶层,而这“惊险”一幕又被他形象地记录了下来。
看到沈先生说那位女同志——我的前辈“爬梯子上去取书”,我真是羡煞,因为在我工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梯子,我们完全是“徒手攀援”,那叫一个“技术”:左脚踩在一层木架上(书架很宽,留有放脚的位置),右脚踩到对面书架的一层木架上,左脚上一层,右脚上一层,轮番上行。
等到上了最高处,如果发现所取的书不在自己能触及的范围,只得一手攀架,小心在空中行走,真是手心放汗,两股战战,更不敢下视,胯下就是那条“甬道”,随时有摔下的危险。
我曾经无数次想到自己一头栽下来的惨状,也曾一度设想要在身上捆上绳子以做保护,但终究没有实施,更不奢望像沈先生说的一年半载后参加爬高表演什么的了。
尽管此楼在建后的半个世纪之内,一直是山东省图书馆藏书及阅览的主体建筑,冬暖夏凉亦使古籍基本保持恒温,但因濒临大明湖,湿度较大。
犹忆每年春天,在连续晴好的天气里,打开书库尘封一年的所有窗户通风,为保证安全,我们会搬上凳子,五步一岗地坐在书库周围,轮流当值,体验着从书库中散出的阴凉之气和书库外温暖阳光的交织。
老式的除湿机不辞辛苦地工作着,每到下班时,我们都会从书库中提出一桶水,水泥地面沁出的水珠常常会让我十分小心,以免滑倒。
记忆犹新的是,放置在书库外的电闸因线路老化突然打火,令人心生惶恐,而冬天暖气打压时管道的点滴渗水,让我们断然关掉所有书库的暖气阀门。
曾经管理过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善本古籍的卢锦堂说过:“我们时刻提着脑袋在办事。”的确,水火无情,管理严格的双人双锁又怎能保证古籍的无虞?
自1994年起,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就和工作人员一起翘首以盼新的馆舍。2003年底,70多万册古籍全部搬迁新馆,新书橱,新装具,气体灭火系统,通风除湿系统,火灾报警系统,水灾报警系统,空调,空气净化器,温湿度监测仪……硬件的改善,以及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加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生存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齐鲁典籍受到了空前的关爱。
今天,回头想想那些曾经的艰辛,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奋斗在搬迁第一线的同事们,他们,有的远走异乡,有的已到天国。
那两个一米八多的男孩子,一个站在高高的书架上,伸手可触房顶,一个站在地面,脚尖一踮,就可接到上面俯身递来的书籍,两人一搭,完成了原本需要三人传递才能完成的书籍下架工作,而我,则往返奔跑于书箱和他们之间。
那些灰尘满面的日子,那些腰酸背痛的日子,那些苦中有乐的日子,至今想来,犹在眼前。然而,物是人非,古籍依旧在,伊人已离去。
纸寿千年,人无百岁,为沈从文先生取书的前辈已经作古,而被数代人守护的这些瑰宝,却依然满含深情地注视着我,一如它们入驻本馆时深情注视着我的先辈一样。它们或许心存感动,感动因图书馆的保护而让它们得以续命,感动因读书人的发掘而让他们焕发青春。
而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古籍管理工作者,默默守护着它们,无非就是希望这些瑰宝能够得到人们的阅读、诠释,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就像习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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